法治反腐中公民品德诉求：意识体认与心理剖视/高家伟

　　二、公民参与反腐品德之心理剖视：理性反腐与情绪反腐

　　在众多的公民参与反腐实例中，不少公民确实行使了宪法赋予的公民政治权，以此达到了宣泄内心情绪的目的。根据弗洛伊德的心理宣泄理论，人的心理压力只有通过一定方式的排解和释放，才能以满足人的某些本能而保持正常的精神状态，因此，社会应为公民提供宣泄的场所和渠道以缓解心理压力。［6］笔者试图从心理学视角探析公民参与反腐的理性与非理性，并建模分析官民沟通路径的拓宽对消减反腐情绪化的有利作用。

　　（一）防止公民参与治理腐败情绪化

　　公民参与腐败治理具有两面性，即可为善又可作恶。在充分保障公民参与反腐败行动之时，又要防止借反腐之名行犯罪之实的滥用表达权的行为。时至今日，公民社会尚未形成，官方一直未轻易“开门反腐”。一方面，一些党政干部囿于传统思维不愿或不敢放手［7］；另一方面，太多的民众习惯了断章取义，热衷于坊间新闻，把道听途说当成事实对待，民主瞬间演变成民粹。包罗万象、纷繁复杂的信息，虚假失实的反腐言论，不仅对社会造成不利的影响，也对党和国家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使得政府极易掉入塔西佗陷阱。

　　情绪反腐演变成为道德批判、发泄不满，是公民反腐过程中的畸形产物，要严防情绪反腐行为的发生。除了公民反腐信心不足，公民成本花费高也是公民慎于参与反腐的重要因素。其一，经济成本包含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在时间上，举报人会花费相当多的时间来搜集被举报人违法乱纪的证据材料，举报人会因耽误自身的工作被单位辞退以致断了生活的经济来源。在金钱上，举报人准备举报材料的打印费、复印费、差旅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举报时间拖得越久，经济负担越重。其二，举报人为举报工作的劳苦奔波势必会带来身体的疲乏，如果经历了这么辛苦的举报之路后还得不到应有的答复，甚至有的因为举报而妻离子散抑或家破人亡，那么对举报人更是精神上的摧残。因此，对举报，民众看不到自身的力量，总认为胳膊扭不过大腿，民众的监督起不了多大作用。这种认知心理致使民众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时常表现出一副任人宰割、无可奈何的态度。［8］

　　我们不否认公民参与在反腐倡廉中的作用，但也看到，一些受众在无法判断信息真伪的情况下大量转发评论，或者是过度使用不实信息，故意夸大甚至捏造腐败情节，影响官员个人的名誉，对国家机关公信力造成一定的冲击，最终危害社会的公共利益。我们身边经常出现与职业记者相对的“公民记者”，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各种阶层，其素质水平参差不齐，群众很难辨别其所提供信息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参与反腐的公民很可能是出于某种好奇心而参与记录腐败，也可能是出于个人私利，因而他们并不能真正担当起正义的责任。如直播厦门市民反PX游行的“公民记者”周曙光直言，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以成名和赚钱为目的。可以说，制约权力的权力和制约权力的权利二者维持一种互相依存、互为补充的关系，将是今后反腐工作开展的一种趋势。

　　（二）拓宽官民信息渠道，消减“情绪电压值”

　　古斯塔夫?勒庞在研究群体及群体心理时提出：“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