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社区治理中的社区干部：行动逻辑与角色困境/李德虎

来源：领导科学网,领导科学杂志社唯一网站作者：李德虎日期：2016-07-13 09:00:34

区的治理一定程度上是通过社区干部来实现的。社区干部作为国家和社区的连接纽带，发挥着重要作用。从LH社区的个案可以发现，无论是公共服务的供给、群众体验参与式的治理方式、利益关联型的动员方式，还是人情、面子等传统社会资本的运用，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积极的治理绩效。在转型社区治理中，首先，需要密切关注人们的民生问题，这既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其次，要善于挖掘和发现社区自治的力量，找到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再次，人情、面子等传统资源的再利用在共同体的现代转型中仍然具有特殊意义。

　　其二，转型社区干部治理的行动逻辑和治理限度，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其角色定位和作用功效发挥问题。深刻剖析社区干部在治理中的角色困境，并找出其内在限制性因素，为我们深化转型社区治理指出了方向和路径。从当前呈现的问题来看，以下或许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一是合理选择国家权力的介入方式，克服社区干部的过度行政化。社区干部的角色困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体现了“国家行政体制和微观的村民自治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结构和运行逻辑的错位”［7］，这样的错位在转型社区一定程度存在，社区干部过度行政化体现了压力型的行政体制对社区自治空间的压抑。本应在国家和社区互动中起连接作用的社区干部，既不能很好地承接国家治理任务，也不能当好居民的代言人，导致社区干部的治理失效。由此，合理选择国家权力介入方式，营造社区自治的制度空间是达成社区善治、实现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可行路径。二是重塑社区干部权威。“一个由血缘、地缘、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网络联结的村落乡土社会，其终结问题不是非农化和工业化就能解决的。村落终结过程中的裂变和新生，也并不是轻松欢快的旅行，它不仅充满利益的摩擦和文化的碰撞，而且伴随着巨变的失落和超越的艰难”［1］153-154。社区干部的身份转型也必然体现出这种“超越的艰难”，他们需要从转型的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找到可资利用的传统资源，用民主和法治方式来累积新的“合法性”，规避权力行使中的失范行为，绩效、道德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是新权威生成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三是构筑社会共同体，重塑社区黏合性力量。转型社区治理的动力始终蕴藏于社区之中，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生长是转型社区治理的根本动力。共同体的重塑，应以睦邻建设为基础，以公共服务供给为平台，以社区精神培育为内核，以民主参与为重点。找寻新的动力源、引导居民自组织治理能力的生成，或许才是转型社区可持续治理之道。

　　参考文献：

　　［1］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埃弗里特?M.罗吉斯，等.乡村社会变迁［M］.王晓毅，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5.

　　［3］折晓叶.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78-80.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5］杨善华，赵力涛.中国农村社会转型中社区秩序的重建：制度背景下的“农户—社区”互动结构考察［J］.社会学研究，1996（5）：62-73.

　　［6］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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