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领导变革中的简约主义价值探赜/刘 崧

　　人们通常认为，无为而治的思想专属道家，是道家区别于儒家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个看法值得商榷。儒家与道家的开创者共同生活于“轴心时代”，遭遇同样的历史境遇和社会事实。虽然两家有不同的思想旨趣，但在无为而治的理想上是一致的。如果我们不是狭隘地理解无为而治，那么这个结论是可以得到论证的。《论语》记载，孔子本人十分向往无为而治的状态，他曾盛赞过尧舜禹，认为他们对天下的治理达到了无为而治的极高境界。固然，孔子是推崇德治的。但该如何理解孔子的德治？德治者，仁治也。治天下有不同的境界，在境界意义上，德治未尝不可以视为一种另类的无为而治。《论语》记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季康子另一次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些语句透露出很明显的以上率下的德化理想。这个理想，孔子和道家可谓殊途同归，只不过道家让百姓化育的途不是德，而是道。问题是，德难道不也是一种道吗？在孔子的语境里，仁就是道，或说仁就是道在人心中的绽现，故以仁为核心的德治未尝不可以理解为因道而治。萧公权说：“孔子之治术倾向于扩大教化之效用，缩小政刑之范围。其对道德之态度至为积极，而对政治之态度殆略近于消极。”［9］德治，其实就是一种教化意义的政治，是一种政治与伦理互通和融混的治理境界，其极致也是一种无为之治，或曰无治。在无治这一点上，儒道殊途同归。

　　我们追溯中国古代的无为而治思想，意在表明任何一种观念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都可以还原为特定的社会事实。尽管古代的无为而治与现代的简约领导在外观上极为相似，但二者有着不同的时代内容和社会内涵。无为而治对应的社会事实是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共同体生活模式，简约领导对应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民社会生活格局。共同体生活基于血缘、地缘，群体类似性是其自然纽带，血亲伦常和耕作半径是其无法超越的基本事实。而现代市民社会基于流通、分工和交换，交换价值和社会权力是维持其运转的基本逻辑，自由和平等是其价值层面的诉求和反映。

　　有道是：大道至简。大道焉在？就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人不该一刻背离道。事实上，在任何时代，理论上都存在一种与基本社会结构和社会事实相适应的最简约的治理方式，只看人们是否具备足够的智慧找到这种方式。在市场经济占据支配地位的时代，规矩和契约日益成为社会运行的显性诉求，法治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