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领导变革中的简约主义价值探赜/刘 崧

　　文化的隐性之力和柔性之力之所以能够让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界限趋向模糊，是因为自我领导的出现。自我领导最根本的前提和最突出的特征是人的独立和自主。如果说传统的领导是一种强权领导，那么自我领导则是一种超越强权领导的超级领导。超级领导“对追随者的理解不是工具式的，它将积极释放下属的能力置于首位”。强权领导着眼于“如何塑造拥有追随者的能力和魅力”，而超级领导着眼于“如何能使追随者成为自我领导者”。超级领导也指向自我领导，它依赖于领导观念的变革，依赖于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价值共意。高明的领导“不是统治别人和让他们去做你想让他们去做的事”，而是“激发部下无穷的才智并使他们成为自我领导的过程”［2］387。这是超级领导或自我领导能够实现的关键。

　　简约领导与自我领导相互催生、相互促进，或者说二者是同一个事实的两种表达。简约领导是从领导者方面立名，自我领导是从被领导者方面立名。因有自我故能简约，因有简约故能自我。随着简约领导和自我领导的出现，领导的理念和范式正在悄然转型：在方式上由专制转向共享，在主体上由领导精英转向广大群众，在重心上由重视数量、短期收益和任务指标转向重视品质、长期收益和内在价值［2］388。伴随简约领导和自我领导而来的，是“最好的分权就是最大的集权”，“你放弃越多的权力，你将得到越多”，“授权是一种聪明的分身术”等理念，它们正在成为现代人的共识。

　　二、简约领导的社会基础

　　任何一种理念，不管是哲学理念还是政治理念，要想获得合理的解释，都需要还原为某种社会性的事实。简约领导的出现同样如此。如果我们仅指出一种观念，而不深察其社会基础，我们对它的理解可能还是肤浅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3］72如果说简约领导作为一种观念的出现也是一种精神生产，那么它同样有自己的社会基础。归根到底，人们是自己思想观念的生产者，但人们生产一种思想观念并非空穴来风。这意味着“人们是受他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他们的物质交往和这种交往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中的进一步发展所制约的”［3］72。因此，有必要从社会哲学的角度，把简约领导的出现还原为某种社会结构的事实，才能对此有深入理解。

　　如前所述，当今中国的社会变迁可以大致描述为从非市场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这一过程也是中国社会结构急速调整和演进的过程。一般而言，我们可以把决定社会结构变迁的诸多因素归纳为三种基本因素：技术、制度和观念。技术描述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现实性关系，即通常所谓的生产力。制度描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现实性关系，大致相当于生产关系［4］52。观念描述的则是基于技术和制度而形成的思想样态。考察非市场经济社会，不难得知，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