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执行到服务：提升城市社区干部领导力的策略选择/李 德

　　当前，随着利益主体与诉求的多元化，社区群众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显著增强，而一些社区干部观念陈旧、办法老旧，缺乏法治思维，工作方式还是习惯于传统的强迫命令，平时忽视教育和引导群众，缺乏与群众进一步的沟通，一旦遇到突发性、群体性矛盾纠纷，常常陷入“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的窘境。一些社区干部对解决群众诉求有心无力，夹在中间两头受气，以至于矛盾在社区越积越多。同时，由于一些基层政府对社区干部疏于监督管理和教育，少数社区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为人民服务意识差，不敢担当，存在作风不实、办事不公、滥用权力、优亲厚友、吃拿卡要、贪污腐化、拉帮结派、欺压群众等问题，社区群众对这些现象意见很大。例如，长春某社区存在工作人员在进行困难户的申报及残疾人的补助办理过程中徇私舞弊和收受贿赂的现象［6］。这些问题的客观存在直接影响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的提升。

　　（三）社区干部的整体待遇需要进一步提升，活力需要进一步增强

　　长期以来，城市社区干部的收入水平大多在当地平均工资线以下，即使近年来一些地方大幅度提高社区干部的工资标准，但也仅是接近或略高于当地的平均工资，远低于其他行业的收入水平，这就很难吸引优秀人才尤其是具有专业知识的年轻人投入社区工作和服务中来。即使有优秀的年轻人加入社区干部队伍，也仅是把社区工作作为一个跳板，一旦找到收入较高的工作就会离开社区。例如，上海市一些学习社会工作或社区治理的高校毕业研究生，刚毕业时从事社区工作，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为了解决上海户籍，一旦解决了上海户籍就会寻找更高收入的工作而离开社区干部队伍，上海的高房价、高消费也是他们倾向于寻找更高收入工作的客观事实，这种情况在其他城市也一定程度地存在。

　　由于城市不允许社区干部从事经营性的活动，而城郊结合部的农村社区有集体经济和稳定的收入来源，这就造成城市与农村社区干部收入差别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社区干部工作的活力和积极性。例如，2013年11月前，南通市城市社区干部年平均收入为2.8万元，而同期城郊农村社区干部的年平均收入为6.5万元，两者报酬相差较大。虽然2013年11月后，崇川区进一步提高城市社区干部待遇，并缩小了城市社区与涉农社区之间的工资差距，但两者还有一定的差距。同样是社区干部，工作任务一样但待遇差别巨大，这就导致城市社区干部意见很大，强烈要求改善待遇。城市琐碎的工作、较低的待遇，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其开展工作的阻碍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履行服务者的职责［7］。

　　另外，城市社区干部处于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中间层，大部分成员既不属于公务员、事业人员，也不是工人、农民，但又承担着纷繁复杂的社区事务及日渐下移的行政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