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官情结走向清明政治：政治文化的历史演进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而在此之前，“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已经写入中纪委十七届八次全会公报。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这一非常响亮的新观点、新目标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令人耳目一新。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就存在着影响深远的清官文化，而清官情结可以说是传统清官文化的一个重要因子。在今天我们努力建设清明政治的过程中，重新审视清官情结的政治文化本质，深刻认识其历史局限并克服其负面影响，进而推动从清官情结向清明政治的历史转换，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清官情结与清明政治体现了两种性质不同的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被提出并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一个独立对象，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1956年，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率先使用了“政治文化”的概念。政治文化是政治关系的心理和精神的反映。社会经济基础的变更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环境，特别是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改变，将会使社会成员的一些新的心理感受和心理特征渗透进原有的政治文化的有机体中，不断取代其原有的心理反应倾向，逐渐形成稳定的结构，最终完成政治文化的嬗变［王浦劬：《政治学基础》（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4—65页］。清官情结与清明政治体现了两种性质不同的政治文化。

　　（一）清官情结的本质是封建臣民文化

　　中国人历来有“清官”“青天”的政治文化情结，历史上尤以对铁面无私的大宋王朝清官包拯的崇拜最为典型，他集中体现了秉公执法、一身正气的精神力量，后来甚至成为历代黎民百姓呼唤清官与盼望治世的精神寄托。这种清官情结作为封建专制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自然经济是其经济基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这种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自然经济，使得农民相互之间的联系很少，呈现出“一盘散沙”的局面。小农经济本身缺乏社会的凝聚力，要靠外在的行政力量加以主导。马克思曾经对小农经济的这一特点做过深刻的分析：小农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没有形成一个阶级，“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l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7—678页）。因此，在自然灾害、战争、赋税、兵役等各种自身无法抵御的自然和社会力量面前，他们总希望“替民做主”的圣人、清官能够出来为自己消灾避难。

　　其次，专制统治是其政治基础。传统中国社会是由“君、臣、父、子”这样的伦理纲常组织起来的等级森严的制度体系。皇权是专制权力的最高形式，一切社会政治权力都是从皇权中产生或派生而来的。人们不仅崇拜皇权，而且崇拜一切权力。与权力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