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官情结走向清明政治：政治文化的历史演进

　　其次，要推进由臣民的被动型服从向公民的主动性参与的转化，为清明政治创造良好的政治条件。在现代社会，政治参与的意识和能力是公民主体性政治人格塑造的内在要求。同时，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和效能已经成为今天衡量一个国家民主状况最重要的标志。但作为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文化传统的国家，我国公民对国家政治生活的理性自觉并不会随社会结构的变革自发形成，而是需要国家、社会及公民个人的自觉建构，通过日常的公民教育和参与政治实践等多种政治社会化过程方能最终形成。现代社会的公民比封建时代的臣民需要更多的责任和技能，尤其是政治参与的意识和能力。在目前，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还主要表现为政治动员式的、形式主义的被动参与。这就要求我们要下大力气培养和塑造现代公民的主体性政治人格，提升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和能力。于是，如何提高公民理性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尤其是公民质疑权威和参与公共讨论的意识和能力，就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以及公民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顾成敏：《当代中国公民主体性政治人格的生成与建构》，《前沿》2011年第16期）。阿尔蒙德在20世纪60年代根据五国公民的调查结果，认为“教育产生了一种主要的公民倾向”，并认为教育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增进公民的政治认知、情感能力、参与技能和责任感（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西德尼·维伯：《公民文化》，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18—550页）。国内外的许多研究成果表明，知识是人们形成政治参与的意识和技能的重要资源。在对同一政治共同体中确定其个体政治态度的因素权重调查中，年龄、性别、职业、收入等统计变量都不及教育变量的权重。因此，公民教育应当是培养公民素质的基本途径。所以，我们迫切需要大力发展公民教育，增强公民参与意识。我们的学校教育应注重培养学生选择和评判各种政治思想观念的独立态度，这是一个自主的、理性的公民的必备素养。学校还应在训练和培养学生的民主生活习惯和能力上积极作为，使学校成为学生过民主生活的重要场所。与此同时，我们更应当深刻认识到，公民文化培育的根本途径还是公民的政治参与。在当下，要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大力推进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活动。二十多年来，我国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村务公开为主要内容的基层群众自治，已成为社会主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