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治党包蕴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擢升、历史擢升和实践擢升探究／郑 敏

　　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制度建设理论，列宁在1905年12月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改组决议》，第一次明确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是一个重大的思想创新，就是要求党的组织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在民主基础上能够集中意志，在集中之下又能发扬民主。此后，列宁多次强调党内民主集中制是公认的原则，并把这一原则作为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之一，使之成为各国工人阶级建党必须遵循的根本组织原则。十月革命胜利后，面对执政地位的角色变化，为了防止权力滥用，列宁首次提出设立监察委员会作为专门的党内监督机关，与党的中央委员会平行，共同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对党和国家的权力进行严格约束和对党章党规执行情况进行有效监督，指出“要有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以便消除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发生的弊病，反复地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4］。此外，列宁还提出要转移监督重点至党的上层领导机关及领导干部，建立联系群众的长效机制，完善党内、国家、人民三位一体的监察制度等一整套党内监督制约制度机制，为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内监督制度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

　　毛泽东关于思想建党的伟大创新，应对的是小农经济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对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和军队的思想挑战，这是工业化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毛泽东亲自撰写古田会议决议的核心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5］。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正式将思想建党原则写入党的决议。1938年10月，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鉴于张国焘严重破坏组织纪律的行为，毛泽东重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6］528，指出“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现民主集中制”［6］529，并首次提出“党内法规”的概念。1956年2月14日，毛泽东听取主管工业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汇报，在讲到本位主义问题时，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7］然而就整体来看，尽管我们党初步建立了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巡视制度、监督制度等党内各项制度，但由于种种原因，党的制度建设仍然相对滞后。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重大贡献是提出了“制度建党”这一历史命题。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针对党内长期存在的“家长制”“一言堂”现象，提出了“制度建党”思想，强调“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