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元视角下中国家长式领导文化的特征与现代化革新／罗婷婷

　　一、中国家长式领导文化的概念与特征

　　自古以来，儒家认为“君仁臣忠”，法家主张“君臣之间，犹权衡也”，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亦将儒家所倡导的“序君臣父子之礼”和法家推崇的“正君臣上下之分”视为管理真理。这就使得“服从”成为中国上下级相处的首位法则［2］，权威领导文化从封建社会开始即成为上下级管理的基本准则。［3］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仁政”同样认为，人与人的角色关系是在相互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一相互性主要指两个方面。一者，上级对下属仁爱、友善，即表现出包容、大度与关爱情怀；二者，下级对上级应表现出顺从、服从和忠诚姿态，应对上级的仁爱之情心存感激并积极回报，以此构筑和遵守礼制传统。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亦不主张刚硬施压下的胁迫，追求对规律的遵循和对人性的尊重。这都使得中国领导文化在主张权威管理的同时，兼顾人性、人情而实施仁慈领导。在孔子的论述中，又格外强调领导者自身的德行高尚，认为社会存续的基石是对“人”之人格和美德的培养。那么，在社会中拥有绝对控制权和引领权的领导者就更应以身作则，成为社会群体所模仿、学习的优良典范。一旦领导者失德，则其管理、引领行为必然随之偏失而造成整个群体发展误入歧途。由此，德行领导同样为中国传统领导文化所宣扬和主张。

　　当权威领导、仁慈领导和德行领导并存于同一领导模式中时，领导者的管理就会表现出如同家长对孩子一般的“恩威并施”“德威并重”特点。其既不可能完全不讲情面、人情，不顾下属成员的感受和反应，而以制度工具进行刚性约束，也不可能对其一味地包容、溺爱。Redding在对海外华人家族企业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指出，华人文化直接影响领导者管理行为的实施。［1］Westwood首次明确提出了“家长式首脑领导”的概念，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领导者的管理风格，使其表现出权威与仁慈并存的管理特点。［1］樊景立和郑伯埙则立足冰川理论更深入地指出，如同“父亲般的仁慈和道德廉洁性的领导行为”只是现象，真正影响的因素在于我国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1］基于家长式领导的特点与文化背景，林姿葶等将家长式领导更为精准明确地定义为，在关系主义氛围下，领导者虽然会表现出权威性并推崇和尊重严明的纪律，但其也会因为共情心理、呵护关爱心理而像长辈一般提携教诲下属，以便更好地打造和谐融洽的组织关系。［1］由此可知，家长式领导即领导者在组织管理中表现出严明纪律和绝对权威的同时，亦会进行必要的共情与视角转换，主动关心、照顾下属并具有高尚道德的行为方式。

　　1.家长式领导属性模糊。家长式领导对于领导者权威和仁慈情感、人性关怀的共同推崇，使得其既不可能成为制度刚性管理、权力强行约束的行为表征，也不主张道家思想的无为而治观念，而是需要领导者在强硬表态时说一不二，在引领约束过程中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