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员“避责生存赛”的根源与治理路径／张 磊

　　（二）强化激励问责机制，为积极履责提供良好空间

　　从理性经济人视角分析，地方官员选择避责行为的根本原因即问责风险大于激励收益。因此，要有效规避此问题，可进行逆向思维，即促进激励与问责之间的平衡。首先，完善问责机制。问责机制是规范官员行为的重要保障，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力工具。但现阶段问责泛化降低了官员的作为积极性。因此，要强化问责机制的精准性，比如精准定位问责主体、清晰界定问责要件、规范问责程序等，还可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引入创新问责形式，进一步提升问责效度。其次，完善激励机制。应构建完善的激励机制，实现地方官员多方面需求，激发其行为动机，或者说将地方官员合理利益追求正规化，减少其避责的非常规动机。再次，完善容错机制。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属于常用手段，但满足地方官员的多元需求还需要完善容错机制，即给予地方官员犯错、改错的空间，降低其创新与变革的负面心理预期，提升其期望值，从而使其产生主动创新变革的行为，这也符合国家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三）完善选任管理机制，优化地方官员队伍

　　政治过硬、作风优良的官员队伍是治理官员避责行为的强有力支撑，不仅能够形成风清气正的良性政治生态，还有助于官员队伍内部之间相互监督。为此，优化地方官员队伍结构显得至关重要。首先，加强地方官员选任机制建设。把好入口关，提升地方官员质量，应提升官员选任标准，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的基本导向，通过民主调查、民意测评等形式重点对地方官员的道德水平与政治素养进行考察，尽可能选拔狮子型干部和黄牛型干部，增强地方官员的整体性担当动力。其次，加强地方官员评估机制建设。除了提升问责精准性，还要不断提高地方官员绩效评估精准度，有效发现问题并进行治理。一方面，要加强对地方官员日常管理的绩效评估力度，在全面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基础上采取周期性考核与追踪性考核相结合的形式，对地方官员执行上级政策力度、公共政策制定、目标设定等方面进行评估；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地方官员危机管理的绩效评估力度，对地方官员的危机应对态度、应对时机、方法手段、信息公开等多个环节进行综合评估，减少地方官员推卸责任的状况。

　　（四）增强地方官员治理能力，提升国家治理成效

　　一部分地方官员之所以选择避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治理能力薄弱，因此，提升地方官员治理能力可减少其避责行为的发生。首先，问题解决能力的提升。一方面，地方官员要不断增强逻辑分析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实践调研能力等，了解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并熟练使用各种治理工具与手段，善于发现问题及其核心，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这是实现最优解决方案的根本所在；另一方面，上级政府要加强对地方官员的能力训练，比如理论指导与技术培训、危机管理演练与预防等。其次，利益协调能力的提升。地方官员所面临的问题往往是非常复杂的，有时虽然提出了最佳解决方案，但多元利益主体的重重阻力会导致方案难以实施。为此，地方官员要强化利益协调，引导各利益主体通过协商、对话、谈判等形式达成一致性目标，整合多元利益并将其导向社会公共利益，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基础上有序推行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