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员“避责生存赛”的根源与治理路径／张 磊

　　综上所述，避责行为是地方官员基于自我利益的“理性”选择。根据前景理论的分析，潜在损失与收益衡量是个体决策的重要依据。风险社会、舆论传导和信任危机增加了地方官员行为的潜在成本，促使其成为风险规避者，即相对于高成本高收益策略，其更愿意选择低成本低收益但相对保险的策略。

　　二、地方官员“避责生存赛”的具体策略

　　避责策略是一部分地方官员避责行为的核心内容，他们会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转嫁责任、推卸责任，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种行为。

　　（一）找替罪羊

　　当公共决策失灵时，地方官员的避责体现为将失败归因为第三方，比如专家学者、领导团队等。当前公共决策分为谋划与决断两个环节，谋划也就是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公民代表、决策利益相关者等就决策项目充分讨论后得出参考性方案的过程，而决断是在谋划基础上领导者选择方案并推动实施的过程。［1］如果备选方案与地方官员意愿相符，那么地方官员就会积极决策、主动推进；如果备选方案与地方官员意愿相左，那么地方官员就会委婉地表达自身观点与诉求，促使决策方案偏向自己的预期。这个过程是地方官员权力影响力的展现，但其依然带有一定的隐蔽性。不管哪种情况，只要决策失灵，地方官员都会将决策描绘成多元参与、充分表达的科学与民主决策，问题的出现属于意外情况，并不是自身过错引起，或者达到一种集体决策“责任共免”的效果。

　　（二）折中“最优”

　　避责就是避免被问责，而问责实施往往是在出现问题追究责任时，基于此，减少问题也就成为地方官员避责的重要逻辑。如何减少问题呢？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安抚众人。当各方利益都能够得到保障时，问题自然就减少了。比如，在解决社会问题时，一个问题往往涉及多方主体，呈现为多元利益与多元价值之间的博弈。对于政府来说，解决问题争端的根本性措施就是找到问题核心并实施相应政策，但这个过程很可能会损害部分利益主体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员所关注的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手段，而是协调各方的折中性手段。协调利益相关者、达成共识自然是政府的职责，但其应该是为解决问题服务的，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地方官员将一致性方案置于最有效方案之上，只是一种自保的权宜之计，其实质是地方官员的避责手段。对于地方官员来说，折中即为“最优”，相安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