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层结构与中国式上下级信任机制

　　这影响了传统中国的信文化，一方面，传统的信文化重视诚信问题，即重诺言，所谓一诺千金。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一个人如果说话不算数，不守信用，就无法指望他能够做成什么事。另一方面，信在儒家规范体系中的位置实际上比仁义低。例如，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孔子将士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不辱国君使命的上士，第二类是较次一级的能够在家族和乡党里遵行孝悌规范的人，第三类是再次一级的言必信、行必果的普通人。孔子之所以这样分类，主要是价值排序问题，而不是说信绝对不重要。因为说话算话和不算话是要看情景的。如果价值导向不对，言而有信可能会祸害整个价值体系。特别是当信与三纲违背、与五常中仁义违背时，则强调选择仁义。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孟子这句话是说，大人说话不一定都要实现，做事不一定都要有结果，只要是为了义就行了。儒家的仁义实际上是为了实现儒家的大同社会，而所谓的大同社会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公正、和谐、有秩序的社会。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会出现多次王朝更替，一个重要原因是过于远离公正的均衡点。

　　所以，传统中国的信任机制主要是建立在三纲五常基础之上，处理熟人社会的信任问题，其基本特征是强调人与人之间应当重视承诺和信用。在同等关系方面，言而无信就无法取信于人；在非对等关系方面，上位要取信于下位，下位要忠于上位。圈层文化在分配亲密关系方面通常是以血缘关系和拟血缘关系为标准的，因此，一般情况下，越是与自己亲近的人越是容易获得信任；而在分配权威关系方面，自上而下的命令服从体系又要求上位要关爱和信任下位，下位要维护上位的权威，听命于上位。

　　传统中国的信主要是为了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所以往往具有很强的工具性。比如，一个人取信于人是为了获得一定的利益。因此，传统中国的信任机制并没有形成系统化的信任体系，在处理与陌生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方面，也没能发展出完善的契约体系，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明清时代，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却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与中国传统的信任机制有很大关系。市场经济要处理大量的陌生人之间的关系，这一块缺失或不完善可能导致经济效率降低。经济学家阿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