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派系纷争的政治影响及历史原因分析

　　（一）派系纷争对官员升黜的影响

　　派系纷争就像一张大网，将全国大大小小的官员罩在其中，除了最高掌权者咸丰以前的各位皇帝和慈禧太后外，几乎无人得以挣脱。官员的升职和罢黜在派系斗争中上演着“几家欢喜几家愁”的活剧。叔嫂争斗中，恭亲王奕　在1865—1894年间两次遭革议和罢黜；帝后争斗中，光绪帝被囚禁瀛台；清流直谏中，出使俄国的大臣崇厚命几不保，军机大臣万青藜丢官，沈桂芬气绝身亡。督抚大员亦不例外：曾国藩战功卓著，疆寄七八年虚悬；曾国荃有收复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之功，却屡遭冷落和抑制；连慈禧倚重的荣禄也曾在1879年后去职十余年，有相同遭遇的还有两江总督刘坤一。类似案例，不胜枚举。

　　在众多的案例当中，刘坤一被罢两江总督事件很具有代表性。刘坤一是清末湘系集团的重要成员，以廪生身份参加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步步高升，三十六岁时升任江西巡抚，四十五岁时继已逝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八个月后擢两广总督，五十岁时第二次任职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成为与淮系集团首领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并驾齐驱的地方实力派人物。然而，就在其事业发展蒸蒸日上、二任两江总督不及两年时，遭到朝廷内部清流派人士张之洞、张佩纶等人的弹劾，说其“嗜好素深，又耽逸乐，年来精神疲弱，于公事不能整顿……广蓄姬妾、稀见宾客……纵容家丁收受门包”（《东华续录?光绪四十一）。刘坤一被免职回家，直至九年后再度出山三任两江总督。张之洞等罗列的刘坤一的罪行，就晚清社会的腐败程度来看，根本达不到免职的最高惩处等级。晚清第一位外交家郭嵩焘也认为张之洞等“请严门禁，同附陈言之义，何关国政之毫末哉”，“所言皆门以内事也，直虑无词以解释之”［《郭嵩焘日记》（四）］。

　　（二）派系纷争对中央与地方权力格局的影响

　　清朝前期实行的绝对君主专制制度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下受到被长期压抑的地方汉族地主阶级士大夫的挑战。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经济的败坏、农民的反抗斗争、社会秩序的混乱让深受经世致用思想浸染的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多了份“开眼看世界”的畅想、多了份拯国家于危难的责任担当、少了份顽固保守的虚骄。以曾国藩为首的湖湘人士利用清廷让他们组织团练协助镇压起义的机会，改了传统八旗绿营正规军实行的世兵制度，实行新式的募兵制度，进而建立起了兵为将有、财源自筹的湘军兵制。随着八旗绿营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清廷对湘军的倚重程度逐渐加深，对湘系集团的政权开放程度也逐渐放宽。军政结合的集团大员成为掌握一省或几省的军事、吏治、刑狱、财政实权的地方督抚，这突破了原来地方政权中督抚、藩司互相制约的权力监督体制，形成学术界常说的地方督抚权力坐大的现象，打破了中央对地方的财政、人事、军队的绝对控制的权力格局。

　　随着战事的发展，曾国藩派其学生、幕僚李鸿章到上海独立带兵。李鸿章参照湘军军制到安徽招募将士，并发展其淮军势力，逐渐形成淮系集团。随着新兵制的改革，曾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