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警惕“带病提拔”现象引发的三重认同危机

　　2.“带病提拔”导致干部对提拔素养标准的认同危机。提拔什么样的人，除了上面论及的道德素养之外，还有能力素养的指标要求，而能力指标一般是受制于道德指标规约的，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选人用人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重要原因。所以，对于提拔素养标准的认定必须是建立在道德认同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不是建立在提拔好人的基础上讨论能力问题，就无法讨论，因为道德差、能力强反而不利于既有政治秩序的稳定与发展。可见，“带病提拔”如果不是基于价值观层面的道德之“病”，而是知识能力层面的素养之“病”，同样也会使干部产生对被提拔人群素养标准的认同危机。一方面，能力确实不能离开道德的规约，离开道德规约谈能力本身就是个假命题，是基于纯理论阐释抽象出来的命题；另一方面，假设存在道德好但能力素养低也被“带病提拔”的问题，那么被提拔之人的“病”就在于单纯的知识与能力的欠缺。但是，知识能力与道德相比是更为外显的且可以量化的，如果在这个前提下仍然提拔一些这方面有所欠缺的人，这岂不说明提拔者是个“睁眼瞎”吗？如果将这种提拔视为常态的话，那个人努力又有何用？即便你经过个人努力拥有了知识与能力，但提拔者看不到又有何意义？所以，无论基于哪一方面，“带病提拔”都会导致人们对提拔素养标准的认同危机。

　　3.“带病提拔”导致干部对上下级群体关系的认同危机。按照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干部提拔不应只是一个层级的问题，即便是属于一个层级，这个层级也应是更接近选民的层级而不是上级。但是，“带病提拔”表明干部提拔的权力属于上级，因为提拔不同于选拔与推举，前者是来自上方的力量，而后者是来自下方的力量。当然，单纯地从选用人才力量的方向分析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也就是说，来自下方的力量虽然体现民主但未必科学，来自上方的力量在体现民主方面虽然不如来自下方的力量，但在科学性方面未必就差。问题的关键是，选用什么样素养的人、如何选用。如果在干部提拔过程中选用了“病人”，提拔的过程也会因为结果而受到质疑，再加上提拔本身就不如选拔与推举的民主性凸显，因此人们对于“带病提拔”就会产生更大的认同危机。不仅如此，认真分析这种认同危机涉及的主客体，大家发现之所以会在上级提拔下级方面出现“带病提拔”问题，还在于上下级关系本身就发生了异变：原本应向民众方向负责的权力却向上级方向倾斜了，原本是人民的公仆却成了上级的奴才，原本应体现集体意志的干部提拔却可能被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操控。久而久之，这种现象就会影响人们对上下级政治平等关系的认同，以致进一步强化人们对上下级群体关系的认同危机。

　　

　　三、“带病提拔”会导致干部的制度认同危机

　　

　　制度认同是公民内心产生的一种对制度体系在价值方面的认可，制度认同危机则是对制度体系的怀疑与否定。“带病提拔”有因人而生的因素，但也不能否认制度的缺陷。面对“带病提拔”不能仅停留在对干部品质怀疑的方面，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