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冲突的善治式领导协调模式探究

　　控制式领导协调模式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在特定的时期，它确实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一些重大破坏性的冲突，或带有政治图谋的冲突，这种刚性强制的协调手段能比较迅速及时地化解矛盾，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安全与稳定。但随着国家的巩固与发展，行政体制的不断改革与深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服务、民主、法制、责任、透明、回应、公平与正义等价值理念的普及，以及民众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控制式领导协调模式与新的时代已格格不入，这种协调模式将带来更大的负面作用，或引发更大的矛盾风险。

　　三、善治式领导协调模式的理论探究：理论依据、理论内涵与主要特点

　　1.理论依据。善治是善治式领导协调模式的理论基础。善治（good governance）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两者的最佳状态”（俞可平：《治理和善治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5期，第39页）。迈克尔·巴泽雷把善治归结为“公民价值体现”，认为“它与传统官僚制不同，更多体现对公民集体价值这一问题做更多的调查、更明确的讨论、更有效的商榷，暗示了社会自治的要求与能力”（迈克尔·巴泽雷：《突破官僚制：政府管理的新愿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页）。它的主要要素有：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制、民主、回应与有效。要真正实现善治，必须改革由政府垄断一切公共事务的传统行政模式，建立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合作型管理模式；改革政府传统的由上而下的权力运作方式，建立政府与社会之间双向互动的网络型运作模式；改革政府传统行政中忽视社会权利，仅依靠法规推动政府行政的模式，建立以社会共识和认同为基础，充分发挥社会能动性和自主性的治理模式。公共冲突的协调与治理是善治的重要内容之一。善治的内涵、特征、构成要素与要求等又可以为领导者化解公共冲突、探究新的协调方法提供新的视角。公共冲突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在治理公共生活与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时，没能达到善治的要求，没有处理好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在协调主体方面，只是政府单方主体，领导者一方唱独角戏，不能实现政府与非政府、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强制与自愿等多重合作，不能发挥公众主体作用，不能充分发挥民智与民力的作用；在协调理念上，领导者官本位思想浓厚，高高在上，唯我独尊，仅依靠法律赋予的行政权力，不注重权力的合法性、多元性与相互性，只是使权力从上向下单向运行，不能实现领导者与矛盾方的充分互动；在协调方法上，主要依靠行政协调与法纪协调等强制措施，实行控制式协调，思想沟通、情感沟通与经济协调不够。

　　2.理论内涵。善治式领导协调模式是善治和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它是以维护民众利益为最高理念，以权力的合法性为基础，以事前协调为着眼点，以柔性协调方法为主导的动态协调模式，主要通过合作、协商、确立认同等方式对公共冲突进行协调。协调目的不仅有利于化解冲突各方纠结，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合理化，而且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该协调模式还紧扣善治构成要素的属性，不仅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