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前沿
领导者“人治偏好”的现实基础与防治思路
来源：领导科学
作者：任中平
日期：2013-07-01 12:30:02
| 记的权力也进行了一定的制约和防范，并且从党内权力授受关系上做了系统安排：党代表大会、全委会、常委会之间是一种层层委托、层层受托的关系，全委会向代表大会负责并接受监督，常委会向全委会负责并接受监督。然而，在目前党内权力运行的实际过程中，由于党的代表大会并不是常任制，因此，全委会无法向代表大会负责，代表大会也无法对党委书记进行监督。于是，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作为本地领导核心的法律地位经过层层授权之后，逐步演变成了以党委书记为中心的政治运作过程。加之党组织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的职责和权限不清，也导致对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的制约乏力。正是在这样的宏观制度背景下，党内权力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集中有余、民主不足”的状况，导致了民主集中制的执行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例如，最近发生的薄熙来案件再次向我们警示，过分集中的权力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政治后果和社会危害。
（二）压力型体制以及一把手现象的普遍存在，为领导者推行人治提供了适宜的社会条件
延续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了严重束缚，与之相应的便是政治上的封建专制统治。在长期的专制统治下，农民对地主的依赖性很强，无法取得自身的独立地位，致使众多缺乏政治自主意识的农民如同一个个同质而又彼此不相关联的马铃薯，他们也同样“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需要高高在上的皇权主宰一切，寄望于“明君”和“清官”来“为民做主”。因而，与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政治上的专制统治相联系，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方式也必定是实行人治。
直至新中国成立，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基本制度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广大人民群众开始成为国家的主人，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方式也开始了变革，逐步由人治走向法治。但是，由于受到长期地下斗争和革命战争年代的习惯以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模式的示范效应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之后建立了一整套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这样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之下，领导者的人治观念并没有得到彻底清除，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头换面地继续滋生和繁衍。时至今日，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后，尽管曾经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已成为历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确立，但由于我们的政治体制长期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长期的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并未发生改变，结果导致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把手现象不仅普遍存在，而且愈演愈烈，从而使领导者的“人治偏好”得以沿袭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强化。学术界关于压力型体制的研究也表明：中国各级政府是在各种压力的驱动下运行的，从上而下的政治行政命令是其中最核心的压力；压力型体制并不是新的现象，而是传统的动员体制在市场化、现代化这个新背景下的变形，于是便在各级领导工作中形成了层层对上负责、层层对下施压的“压力型”体制。这种“压力型”体制采取了一种特定的责任实现机制，它包括两个主要部分：完成过程采取一把手工程方式；工作评价采取“一票否决”制（杨雪冬：《压力型体制：一个概念的简明史》，《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不难看出，正是由于这种权力运行机制带有强烈的个人化色彩，它使得一把手的权力被放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