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防治领导工作中规则不公问题的利器

　　首先，问责过程公开。问责过程主要包括四个要素：问什么事的责、由谁来问责、问谁的责、以什么程序问责。温家宝总理强调问责时要使权力和责任匹配，做到权责一致。要实现温总理提出的问责目标，必须公开问责过程。目前，领导干部问责基本上是在政治系统内部进行的，相关部门只通报问责结果，不讲问责的具体过程。群众无法有效地参与问责过程，只能被动地等待问责结果，因而无法判断问责结果是否公平合理。问责过程不公开，容易导致问责异化，问责结果的轻重不是与失职行为的程度成正比，而是与群众的关注度成正比。群众关注度高的，问责结果就重；群众关注度低的，问责常常不了了之。问责权责不一致，过罚不相当，使问责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对违背规则公平行为的问责过程要向社会公开，使之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并建立问责互动机制，使群众有序参与问责过程，避免暗箱操作，保证问责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其次，问责后公开。问责结果多种多样，其中有一些领导干部是暂时被免职或撤职，经过一定时间的考察后复出。“问责后公开”是笔者杜撰的词语，它是专对上述领导干部而言的，指要适度公开这些领导干部被问责后、复出前这段时间内的工作状况。领导干部被问责后，如果没有被开除出公务员系统，就依然是人民公仆，人民群众有权了解其工作情况。目前，问责后公开是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一个盲点。一些领导干部被问责后就如同人间蒸发，群众对于其被问责后的工作状况了解甚少，致使其复出时引起群众质疑。因此，我国应积极探索和尝试问责后公开，增加群众对领导干部被问责后工作状况的了解。

　　再次，复出公开。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领导干部被问责不等于“一棒子被打死”，如果其在被处分后态度端正、表现良好并且超过处分日期，复出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实际上，群众质疑的不是被问责的领导干部能不能复出，而是复出的方式，即不能以隐蔽的方式复出。目前，我国大多被问责的领导干部都是在悄无声息中复出，等到群众发现并质疑时，相关部门才被动地解释复出的相关事宜，但其说服力和可信度已严重降低。因此，相关部门应变被动为主动，积极推行复出公开。在被问责的领导干部复出之前，向社会详细公布复出的事由、职位和程序，接受群众监督。如果群众鲜有异议，便可复出；如果群众异议较多，便要推迟复出。如此，方能保证领导干部复出的群众公认度。

　　［注：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改革开放条件下社会思潮的变动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研究”（项目编号：12JD71011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应对弱势群体社会公平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0YJC71007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华南农业大学思政部讲师、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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