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学也是一种统治学

　　高级领导之所以为高级领导，在于其特别需要统筹全局。现代统计之所以备受重视，在于它越来越具有全局性与战略性意义。

　　可以想见，如果像古代帝王那样，一心只求“长治久安”的皇权永固，统计理当心无旁骛地专注于帝国统治；如果像古代社会那样，内政与外交壁垒森严，统计理应两眼只盯着本国家底；如果像现代主妇那样，一心只求收支平衡，统计理当局限于家政学的范畴；如果像公司老总那样，一心追求利润最大化，统计理应局限于经济学的范畴。显然，现实远非如此。一方面，无论是政治、经济、文教，还是民政、体育、医疗，统计的触角早已伸至社会的各个角落，它像总司令手中的指挥棒一样，指引着国家机器与民间社会的运转。另一方面，随着资金流、商品流、信息流、移民流的全球化，国际经济与国内经济的壁垒早已不再森严，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鸿沟亦渐被填平。

　　如此一来，为了争夺国内与国际的领导权，统计权的争夺战日趋白热化、全球化，各国纷纷发表各类自认为权威的统计分析报告。更为严峻的是，随着统计主体的多元化，昔日由中央政府强势主导统计的一元化格局，已经演变为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际组织、资信评级机构、科研院所、专业行会、民调公司、大型媒体等共享统计权的多元化格局。其中，著名的国际机构有联合国、经合会、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著名的国际资信评级机构则有惠誉、标普、穆迪三大公司，至于各类科研院所、金融机构、专业行会、民调公司、大型媒体，更是多如牛毛。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此全球联通、强手如林的竞争格局中，虽然各国都早已专设了统计局与审计局，但本国政府尤其是亚、非、拉穷弱国家之政府，正在逐渐丧失统计话语权，甚至出现了连本国国民也怀疑本国数据，转而迷信外来数据的严峻局面，久而久之，势必严重削弱本国政府的公信力与执行力。这不能不引起领导者的充分警惕与重视。

　　究其根源，统计并非常人想象的那么单纯，而是既具有非常严肃的科学性，又具有极其鲜明的政治性。就其科学性而论，统计既要求指标体系的客观性、全面性、精确性，又要求组织体系的独立性、公正性、严密性，务必做到整体设计和组织落实的滴水不漏。否则，统计数据与分析报告就会失真、失准、失信，导致缺漏、混乱、误导、帮倒忙、决策不当等情形。就其政治性而论，统计服从于统领全局、统筹规划的政治雄心，无论是“统计什么”与“不统计什么”的挑选，还是“此统计标准”与“彼统计标准”之抉择，或是“官员主导”与“学者主导”的选择，乃至统计方法与统计范围之选取，最终都要取决于执政者的政治决断。

　　尤其在经济挂帅的今天，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相对淡化，各国之间的“政绩大比拼”日趋激烈。随着定期换届选举的开展，作为竞选主轴的“政绩”，既成了执政合理性的基础，也成为执政合法性的命脉。如果不能按时交出像样的政绩单，即便意识形态吹得天花乱坠，政府也会面临换届倒台的风险，官员也要面对离岗下台的危险，甚至像亚、非、拉穷国那样遭遇动乱、政变、解体的危机。

　　可见，统计权并非可有可无的次要权力，而是关乎政权稳固与长远大计的核心权力。如果说在一国疆域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