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治合法性流失与农民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探析

来源：领导科学作者：罗章李储学日期：2012-03-20 10:30:21

三是约瑟夫·熊彼特的“竞争式合法”。熊氏认为政治是少数精英分子的政治，但是少数精英为了获得和维护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力，必须竞争公民的选票。因此可以在选举中获胜的精英反映了民意，也必然在政治过程中表达民意，否则就无法维持其政治地位和权力。因此，熊氏得出结论，这种政治精英竞争选票的形式和过程即体现了合法性。
　　四是塞缪尔.P.亨廷顿的“制度性合法”。即政治制度具有独立性，它既不代表某些集团、某些阶级的利益，也不代表个人的利益，而有其自身的利益，它越能代表自身的利益，也就意味着它越接近公共利益。因此，创制制度的能力体现了政治的合法化能力，合法性的政治意味着健全的制度。
　　五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有效性合法”。这包含着“外在的客观的有效性”和“内在的主观的有效性”两层意思。因此，毛寿龙教授提出“现代民主制度的合法性不仅在于它的民主性，还在于它的有效性”，即民主与绩效的平衡。
　　西方学者提出的“西方式合法性”，虽然带有西方社会发展背景下所特有的“竞争”、“对抗”、“讨价还价”和“公民社会”等特征，但笔者认为这只是合法的形式和方法的差异，并不影响“西方式合法性”与“中国式合法性”基本要素的一致性。
　　本文提出的合法性政治不是一种既有的状态，而是一种政治发展，或者是政治现代化的目标，即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使政治逐渐具备合法性的要素。政治合法化是实现这种状态的途径，这种状态一般包含了上述经典学说所指出的那些要素：公共利益、制度化、利益团体、程序、有效性等。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方法，合法性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发展时期，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国情、民情的不同，合法性具有不同的内容和要求，这也体现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如在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政治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人民大众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期，政治的合法性则主要来源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在新世纪的中国，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建设”等重要思想则成为政治合法性新的要素和要求。群体性事件产生的背景就是政治的合法性已经由民族独立、经济发展向公平正义、社会和谐、公民权利和利益的表达与维护转变。因此，政治的目标和方式也应该随之转变，否则就会出现合法性不足或缺失的问题，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
　　二、合法性政治：农民群体性事件内在机理分析
　　（一）合法性政治与基层政府社会治理
　　第一，合法性政治要求基层政府转变行政方式。新世纪以来我国民主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以及经济社会的进步，通信和大众传媒等手段和方式的普及，加上社会流动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加深，农民群体的“保守性政治意识”逐渐被唤醒。无论是基于传统的生存理性，抑或是基于主动的民主权利意识，现代农民都表现出了与人们普遍认识中的传统农民不同的新特征，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如亨廷顿所说，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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