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治合法性流失与农民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探析

来源：领导科学作者：罗章李储学日期：2012-03-20 10:30:21

一条经验性途径，就是建立民主参与机制，扩大群众的参与范围，增强群众的话语权，实现“善治”。那些为了追逐个人政绩、谋求私人和小团体利益的行为，构成了对群众集体利益和公民权利的侵犯，长此以往必将导致民怨的积累。而那些靠“瞒、压、盖”，甚至群众“被精神病”、“被破坏社会秩序”的做法，最终必会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
　　第二，合法性政治意味着基层政府必须有效化解社会矛盾。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利益分化和利益矛盾在较短的时间内凸显出来，并且在县域这个政治和社会的“接点”处，表现得最为明显，形成了传统与社会、国家与地方、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化格局。因此，这个场域是矛盾的聚集点、冲突的易发点，从而出现毛泽东称为“生产力暴动”的群众非正常政治参与。为应对这一参与趋势，在相关法律、制度尚未形成、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基层政府应发挥其处理社会矛盾和危机的能力，这不单是指在群体性事件发生以后，更体现在事件发生之前，将社会矛盾有效化解掉。可以说，基层政府面对这一挑战，除了前进别无出路，后退或停滞只能加速矛盾和冲突的发生。在“瓮安事件”、“黑龙江富锦群体性事件”中，都发生了基层政府与群众的对峙和激烈的冲突，反映了基层政府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的不足。更深刻的原因则是基层政府在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没有关注、重视和着力处理利益分化和利益矛盾，事前预防机制不完善而事中控制困难。因此，基层政府应亡羊补牢，加强事后完善机制，保障民生，维护民权。
　　第三，合法性政治意味着群众的民主参与。可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基层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上面提及的几个群体性事件中我们看到，基层政府不愿意也不善于和农民群众打交道，甚至将其视为“草民”、“刁民”，而农民的参与更是对他们权力的挑战和威胁。所以这些“官老爷”的官架子和官作风十足。但当前的情况已经开始超出他们的预想，民主参与的扩大可以说是我国“四大文明”建设所取得的成果，也是进一步努力的目标。基层政府逆水行舟或停滞不前都已无法阻挡这一趋势，只能继续解放思想，通过与“草民”的沟通、协商与合作，争取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重塑基层政府的权威。合法性政治要求的民主参与是将基层政府权力转化为权威的法宝。通过民主参与的扩大，才能充分体现民权、倾听民声、了解民情、排解民怨、化解民愤、表达民意，才能实现官民关系的良性互动。
　　三、小结
　　本文认为群体性事件归根到底是基层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其发生的内在机理正是由于基层政治合法性的缺乏或者不足。这也是人民日益增长的权利、利益诉求与当下的基层政治制度、机制和组织体系无法有效满足这种需求之间矛盾的一种反映。即是说，政府的行政管理方式、制度和机制建设相对滞后，没有为群众表达其权利和利益诉求提供一种便捷、有效的途径和渠道，从而使群众在自己的利益和权利受到侵犯，或者群众主观上认为自己的利益和权利受到侵犯，而又没有得到合法、合理的解决时，选择以非常规的表达方式来取代常规的方式。
　　本文借鉴既有研究成果，提出合法性政治这一解释框架，目的有以下四个。
　　一是注重对农民群体性事件内在机理，即对基层政治合法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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