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制批判研究的经济学视角

　　（二）“官僚重塑模型”

　　敦利威对于唐斯和尼斯坎南的思想分别进行了批评，认为二者的理论解释都是以对官僚制结构的简单化假设为前提的。为了避免这种缺陷，他提出了一种新的模型，即“官僚重塑模型”。首先，他认为唐斯的官僚制理论存在如下缺陷：一是将所有的机构当成严格的直线型官僚制模式；二是对官僚效用函数的组成要素采取了过于宽泛的定义；三是对所有官僚行为作出了本质相同的解释，因而不能合理地解释机构目标和策略的变化；四是将机构体系当成单个机构同比扩大的相似物而加以分析。同时，尼斯坎南的模型也将复杂的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因为它假定所有的官僚机构都是一样的，并以类推的方式将从某一官僚机构中观察到的官僚预算行为应用于所有官僚机构的预算行为。实际上，理性官僚只尽力最大化一部分预算，即他们自己部门的运行，或者给予他们的承包人或有影响力的利益团体，从而使得利益可以流向高级官员。有鉴于此，敦利威最终提出了“官僚重塑模型”。该模型认为，官僚制雇佣体系的模式使得官僚尤其是高级官僚的福利与其工作的性质而不是经济上的个人效用紧密相连，从而使得在“官僚重塑模型”中，官僚最感兴趣的是他们在官僚机构中的地位和工作质量的最大化。比如，为了追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各个机构的官僚尤其是高层领导比较青睐于官僚机构的重新塑造模式，即主动选择预算最小化而不是预算最大化的模式。

　　（三）“铁三角模型”

　　美国学者洛威（Lowi）认为，虽然政府在监管方面失败了，但这并不能说明官僚就可以垄断一切，与政府机构相比，官僚部门并不具有更多的信息以及能更好地执行政策和规则的能力等优势。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了“铁三角理论”，即政策是由利益集团、官僚和国会委员会制定的。利益集团的作用越来越大，不仅影响官僚制，也影响着预算。后来，这种“铁三角理论”又经历了“铁六角理论”和“空心球理论”的演变。这些理论均认为，政府、利益集团、官僚和公众是相互影响的，这些机构之间的关系就像是一个网络，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单独决定事情的发展进程。

　　（四）“官僚自由裁量权最大化模型”

　　1991年，尼斯坎南修正了官僚制模型，重新审视了政府的角色和作用，提出了官僚的“自由裁量权最大化模型”。官僚的自由裁量权，指的是政府所能批准的最大化预算与官僚部门生产公共物品的最低成本之间的差额，即“任意决定的预算，是总预算与生产政治权威预期的产出的最低成本之间的差额”。由于预算是需要政府来批准的，所以官僚不仅只追求产出和部门规模的最大化，还追求自由裁量权的最大化，以便获得足够的资源，实现个人效用的最大化。尼斯坎南还认为，官僚的效用与其工资和其他非货币性收益（如休闲时间和社会地位等）成正相关，而且每个官僚的效用追求也是不相同的。最终，尼斯坎南认为在大多数条件下，相对的刺激与可得到的信息，给予官僚机构绝对支配性的垄断权力。在现实中，“都有一个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