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利益悖论与公共利益实现的可及性提升研究／王 晶

　　【中图分类号】C933；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606（2021）24-0031-04

　　从持续推进共建共治共享机制到精准扶贫，充分展示了国家在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上的努力与创新，也显著提升了民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实现了“总体性激励情境”［1］。但需要注意的是，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同时引致诉求的多样化与民众认知的动态变化。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新情况层出不穷，“总体性激励情境”虽然有效提升了社会整体利益水平，但并未实现民众获得感与公平感的共同维系。也就是说，在现实社会中，公共利益分配仍然会出现“此消彼长”的现象——一部分人获益，另一部分人则利益受损，其显著表现之一即以牺牲生态环境的代价换取地方经济增长，以及区域治理过程中对邻近地区利益保障的相对忽视。从公共政策设计环节进行挖掘则不难发现，其从一开始就可能存在局限性和短视性，政策设计者试图提升整体社会利益水平，却因为对某一领域或群体的优先关注而造成了实质上的利益分配失衡，这也即理论上的公共利益悖论。［2］伴随着法治化和民主化进程的持续推进，民众对于公共利益的认知日益完善且日渐敏感与警觉，公共利益悖论现象一旦出现就容易诱发舆论危机，从而加剧政府治理难度。因此，如何使“总体性激励情境”更具体、真实地表现为个体获得感与公平感提升，就成为现代化治理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这关乎政府政策利益分布的集中和分散。回归“成本—利益”的传统模型，我们可以更清晰地展示不同个体的获得感与公平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