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礼治在单位现代治理中的价值与应用／崔素娟

　　【摘  要】中国传统礼治治理模式中的集体主义导向与主体多元倾向有助于单位向心力的形成及治理主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从而有助于单位治理目标和功能的有效实现，但其天命说的哲学基础与封建宗法制的人情特性容易在员工治理和制度治理中出现妨碍共情能力产生、催生公权力侵害的现象。从现代治理语境看，发挥中国传统礼治的当代治理价值，要实现从天命说到民为本的本体论基础的现代转化，实现从礼义廉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论内容的现代转化，实现从以礼为本到礼法并举的方法论原则的现代转化。

　　【关 键 词】传统礼治；现代治理；共情能力；公权力；民本位；核心价值；法治

　　【作者简介】崔素娟（1982— ），女，广西医科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哲学。

　　一、中国传统礼治的现代治理价值

　　（一）治理模式的集体主义导向

　　从古代社会治理之道来说，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方法为礼，而祭为礼治的外在形式，它以形象性方式强化君主统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当君主将礼内化与下沉，则变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即“三纲五常”，由此礼治形成三维治理功能：一是确认“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天子权威，二是形成尊卑有别的社会等级秩序，三是确立礼数有异、道德守章的日常行为规范与标准。

　　从礼治形塑的历史过程看，礼治遵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序列，其中以个人道德为逻辑起点经家庭到国家。不难发现，这种礼治模式既为外在性的政治手段与典章制度（礼仪形式），又是内生性的道德精神与道德规范，其最终指向不是个人而是家国。礼的目的是“天下为公”，这虽是孔子针对当时社会秩序紊乱提出的政治理想，但它已然成为古代君主人臣共同的政治抱负。从根源上说，这种集体主义导向是维护中国古代社会以血缘为纽带的封建宗法制度的需要，然而，这种差序格局的古代社会结构制度从治理理念和价值目标上表现出“一种以维护国家、民族和贵族为中心的集体主义或称整体主义”［1］导向，它主张家国一体，并强调个人服从宗族、国家利益。

　　结合现时代来看，现代治理主张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有机结合，但当二者发生冲突时，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就此而言，当单位治理以基于个人与集体相互关系的集体主义思想为导向时，无论从下往上还是自上往下，都有助于单位治理目标和功能的有效实现。与此同时，宗法集体主义所承载的克己奉公、诚实守信等内在品格和道德精神，不仅与社会主义社会核心价值观具有内在契合性，也与现代治理追求公共利益的价值诉求有着共通性，因而更容易推动单位价值共识的形成和集体主义向心力的凝聚。

　　（二）治理模式的主体多元互动倾向

　　个人、家庭、国家构成中国传统社会三级治理主体序列，与之相对应的是“民德、臣德、君德”的治理主体道德秩序逻辑。每一个治理主体依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