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礼治在单位现代治理中的价值与应用／崔素娟

　　这种以血缘亲疏远近为依据形成的内在一致性直接决定着政治权力与地位的分配与建构导向，形成了古代官僚制度的人情特性。人情始于家庭，从父母子女往外扩大至家族、社会、国家，从人的感情延展至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人情发展与运用中，因群体性和联结性而形成“施恩—报恩”的恩情观念。这样“施恩”方就成了支配方，“报恩”方则成了被支配方，后者不回报则为“不仁”与“非礼”。血缘的亲疏远近又进一步加强了支配方的权力与被支配方的义务，二者之间的可利用性最终导致人情演变成一种利益关系。当人情转变成利益关系时，古代行政权力体系便受到不同程度的侵蚀与破坏。

　　中国是一个特别讲究人情的社会，这与礼治思想的推行及其地位密切相关，问题的关键在于它会造成一定的弊端。因人情的亲疏远近形成范围和界线非常清晰的“自己人”的社会，这种小团体思想既不利于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也特别容易滋生不同层面的腐败行为。这实际上是对公权力的侵害，与当下的法治社会要求相违背，也正是依法治国要求下应杜绝的现象。

　　三、传统礼治在单位现代治理中的应用

　　（一）本体论基础的现代转化：从天命说到民为本

　　古代礼治思想本身包含可贵的民本思想。本质上，传统民本思想属于治民思想，它本身从天命说、天道论这一本体论基础发展而来。天、君、民同构而生。天察民情，君为民之主，但民无法直通天意，只能通过君王，这就为君王治民提供了基础。也就是说，即使是带有进步取向的民本思想也带有形而上学的天命说色彩，这就使礼治思想整体上带有政治局限性，即礼治思想本质上并非以民为本、为民服务，而是以君为主、为君服务。

　　就此而言，礼治思想须从本体论基础这一思想源头上进行现代性的转化以获得更广阔的当代价值，即从天命说这一形而上的基础转向以民为本这一现实基础，并扬弃与超越古代民本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视角，确立人民当家做主的理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历史的主体与创造者是广大人民群众，广大人民群众现实的生存状况本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因而，为人民服务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治国的根本宗旨。这一宗旨在单位现代治理中也同样是须遵循的原则，且民本位的治理理念既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治理发挥功能性与社会性作用的必然趋势。它有助于根除官本位的消极影响，并为现代治理提供内源性的支持和动力。

　　（二）价值论内容的现代转化：从礼义廉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传统礼治思想中，作为典范的儒家思想认为道德内涵上达天道，下通中心，中及世事。因此，儒家“把所有的社会政治关系都视为道德关系，认为道德关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