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治理视域的“放管服”改革/寇大伟 崔建锋

 

　　以行政审批改革为核心的“放管服”改革是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是降低制度成本、扩大政策红利的重要抓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这就为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一、整体性治理——一个“放管服”改革的理论框架

　　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的“再造政府”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通过建立专业机构、引入竞争机制、签约外包、私有化和顾客导向等措施，有效抑制了政府规模的增长，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但同时也产生了政府碎片化治理及政府部门间的协调与整合等问题。［1］过去在新公共管理理论指导下形成的碎片化治理导致了诸多的不良后果，如部门之间推诿扯皮、规划冲突、重复建设、在回应公众需求时各说各话等。随着公共问题的复杂化，跨部门的议题也越来越多，整体性治理思维显得愈发重要。

　　（一）整体性治理能够实现的一个前提是信息技术的发展

　　整体性治理是伴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而发展的，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盛行。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数字化时代，部门间的无缝对接成为可能，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使整个行政系统的运行趋向集中和整合。大数据推动了大规模实时、在线的多方社会协作治理和多部门同步并联，可以说，信息技术的发展，即互联网的发展，是政府部门工作实现透明化和政府部门间实现互联互通的前提条件。

　　（二）整体性治理实现的关键在于合作

　　整体性治理主要针对治理部门主义、各自为政、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强调处理好政府间和部门间的横向府际关系和纵向府际关系，体现合作与协同的重要性。同时，整体性合作是为了解决公众最关心的问题而进行的合作，这种合作不仅包括政府部门间的合作，还包括发挥市场和社会的辅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