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型领导对科技人才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杨月坤 王 颖

　　（二）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了分析变量间的区分效度，采用Mplus7.0软件对4个主要变量（情感型领导、领导信任、建设性变革责任感和创新行为）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四因子模型拟合效果在统计学上优于其他模型，且各项指标均符合要求，表明量表的区分效度良好。同时，为了检验各变量的聚合效度和收敛效度，计算了各变量的AVE值和CR值，情感型领导、领导信任、建设性变革责任感和创新行为的AVE值分别为0.653、0.652、0.639和0.537，均大于0.5；对应的CR值分别为0.957、0.903、0.899、0.822，均大于0.8。这表明各变量的聚合效度和收敛效度良好。

　　（三）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情感型领导与创新行为正相关（r=0.423，P<0.01），情感型领导与领导信任显著正相关（r=0.244，P<0.01）、与建设性变革责任感显著正相关（r=0.279，P<0.01）；领导信任与创新行为显著正相关（r=0.404，P<0.01），建设性变革责任感与创新行为显著正相关（r=0.360，P<0.01）。

　　（四）假设检验

　　利用Mplus8.3软件检验“情感型领导—创新行为”这一作用模型，将领导信任和建设性变革责任感作为创新行为外显的测量指标纳入研究模型，并通过对潜变量进行路径分析来检验中介作用，结果见表1。

　　首先，验证“情感型领导—创新行为”的作用路径。从模型4可知，在控制基本信息变量后，情感型领导对科技人才创新行为显著正向影响（β=0.383，P<0.001），假设1得到验证。

　　其次，验证“情感型领导—领导信任—创新行为”和“情感型领导—建设性变革责任感—创新行为”的独立中介路径。由模型1可知，情感型领导对领导信任显著正向影响（β=0.246，P<0.001）。由模型4、5可知，在加入领导信任变量后，情感型领导对创新行为的影响系数下降，但仍然显著（β=0.315，P<0.001）；同时，领导信任对创新行为的影响也显著（β=0.275，P<0.001），表明领导信任在情感型领导与科技人才创新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2得到检验。由模型2可知，情感型领导对建设性变革责任感显著正向影响（β=0.270，P<0.001）。模型4、6表明，在加入建设性变革责任感后，情感型领导对创新行为的影响系数下降，但仍然显著（β=0.315，P<0.001）；同时，建设性变革责任感对创新行为的影响也显著（β=0.252，P<0.001），表明建设性变革责任感在情感型领导与科技人才创新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设3得到检验。检验结果为验证领导信任和建设性变革责任感的链式中介作用奠定了基础。

　　再次，验证“情感型领导—领导信任—建设性变革责任感—创新行为”的链式中介作用路径。模型3、5、7的结果表明，将中介变量领导信任和建设性变革责任感同时纳入模型后，情感型领导对创新行为的影响系数下降，但仍然显著（β=0.274，P<0.001）；同时，领导信任、建设性变革责任感对创新行为的影响也显著（β1=0.232，P<0.001；β2=0.192，P<0.001），R2上升为0.32，表明领导信任和建设性变革责任感在情感型领导影响科技人才创新行为的过程中起链式中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