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实践对风险社会理论的新突破／戴 亮

　　根据风险的影响程度，风险可划分为一般风险和重大风险。重大风险区别于一般风险，是国家安全可能受到的重大威胁，其既可能受到在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等方面，也可能产生于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2019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将威胁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具体划分为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七个方面。其中，政治风险是指直接关系到执政党政治统治、关系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风险，它主要涉及执政党的政治方向、政治领导、政治根基、政治生态、政治本色和政治能力等方面，是诱发政治问题的突发性、倾向性问题。［3］意识形态风险是指运用传统或现代信息媒介通过舆论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思想进行歪曲、诋毁、攻击的现象和问题。经济风险是发生在经济领域对经济持续健康增长造成影响的问题，当前形势下主要包括房地产、金融、就业、外贸、外资、投资等方面。科技风险是指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发生的资源配置重复、科研力量分散、创新主体功能定位不清晰等问题。社会风险是影响社会大局稳定、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主要包括就业、医疗、教育、社会保障、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等方面。其中由不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由人民群众是最直接的受众，所以生态环境问题也纳入了社会风险之中。外部环境风险是指在国际中由制度差异、经济差距、宗教差异等引发的对抗冲突问题，这些矛盾点如果处理不当就极易对国内安全产生影响。党的建设风险是指我们党在长期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的过程中极易出现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等。这种风险的划分，既正视了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发展面临的各种风险不断积累甚至显露的客观性，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应对风险挑战的信心和能力。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实践对风险社会理论的新突破

　　为了唤醒人们的危机意识，贝克将现代社会诊断为风险社会，并宣称现代社会正置于“文明的火山上”，危机一触即发。这种论断虽然掀起了关注风险危机的浪潮，但是在诸多方面是夸大其词的。从实践层面来看，风险作为社会的产物，自人类文明伊始便已产生并不断发展，风险虽然常见但大多可控可治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中，中国不断发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制度和体系的优势转化成卓越的治理效能，防范并化解了社会主义实践进程中一个又一个重大风险，向世界彰显了中国的风险治理能力。

　　（一）正视风险的客观性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实践进程中，我们总结了一系列系统科学的风险防范化解经验，其蕴含着中国智慧、彰显着中国实力。风险作为社会矛盾的产物，与社会发展同轨并行，随着文明的不断进步，风险的种类和形式必然繁复，信息文明的风险类型也必然不同于农业文明的风险类型。同时随着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