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电子政务内卷困境与数字治理／王晓燕

　　宏观层面，重塑信息技术治理的公共性，完善数字治理价值规范。正如上文所述，一旦信息技术嵌入公共治理，其就不再是纯粹的技术，而是一种具有公共性的治理工具，要发挥这一工具的治理价值，就需要政府构建信息技术的公共治理价值规范，促进政府数字治理尽快形成。这就要求中央政府明确电子政务转型趋势，并促使各级地方政府与领导干部转变思维，树立新型价值理念，有效推进数字治理持续发展。首先，中央政府要完善法律法规，制定数字治理发展的基本原则与方向，为地方政府突破困境提供相应指导。其次，中央政府要改革干部晋升机制。一方面，建立完善的领导干部晋升考核指标体系，对领导干部的行为与成绩进行全方位考核，并将数字治理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另一方面，帮助领导干部树立科学政绩观，避免出现信息技术重复建设的情况。再次，构建数字治理问责机制。在明确地方政府以及各部门之间信息共享的基础上，对违背共享原则、阻碍数据信息交流的领导干部进行问责，同时对基层数据“注水”的问题进行专项治理，增强数据来源的真实性、数据使用的有效性。

　　中观层面，促进信息技术与社会规则相结合，提升技术嵌入度。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既能够获取大量数据信息以制定理性决策，又是公共政策作用于地方经济与社会的重要工具，为保障信息的真实性以及运用的合理性，需要建立以社会规则为基础性情境的信息技术应用机制，提升公共治理的精准性。地方政府要充分掌握地方性知识，了解地区风土人情与传统文化，在利用信息技术制定相应程序时，要将地方性知识融入进去，从而提高信息技术公共治理的社会接受程度。比如，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人们已经习惯了各种技术性工具，地方政府可实施程度较高的信息技术治理水平，制定较为完善的规则与程序；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应将信息技术作为辅助性工具，依然要坚持线下服务为主，以有效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在数字治理情境下，技术在社会中嵌入度的提升还有赖于地方政府创新变革。比如，通过信息技术促进政府部门扁平化发展，以精准、便捷的信息传输减少中间层级，既能够减少信息失真，也能够提升数据应用效率；积极利用区块链技术建立新型信任机制，消除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促进数据共享等。

　　微观层面，以理性技术契合感性心理，增强政府对社会的尊重与接纳。管理与治理的区别就在于主体的单一性与多元性，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已成为满足社会成员个性化利益诉求的基本渠道。所谓善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以较低的协调成本促成多元主体的合作性集体行动，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就在于利益整合。地方政府要认识到，理性技术并不是万能的，而是存在缺陷的，要避免信息技术应用产生过度自信的情况。地方政府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满足人民利益需求为目标，特别是基层政府要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对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获取与感性心理的了解上，从而真正掌握发展矛盾的核心所在。为此，一方面，地方政府要避免对基层政府的过度控制，给予其充分的自主空间，激发其治理积极性；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积极主动听取与吸纳社会成员的各种意见和建议，根据社会反映对信息技术应用进行调整与修正，从而使其能够高效发挥作用。这同样要求地方政府领导干部转变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