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需要、农民规则意识与乡村有效治理——基于徐村拆迁户行为取向的分析／张 健 　　

　　徐村的拆迁进展得并不顺利，拆迁指挥部将拆迁动员、与拆迁户谈判委托给了村、组和村民代表来开展，并付给他们优厚的报酬以及利益补偿。这种利用“赢利型经纪人”来推动拆迁的模式在村庄中缔造了一个特殊利益主体。拆迁户将自身的获益途径、数额与特殊利益群体进行比较后，产生了“相对剥夺感”心理。另外，拆迁户还会将本村的拆迁方案与周围其他村庄的拆迁方案进行比较。这种比较进一步加重了他们的“相对剥夺感”心理。正如贺雪峰所言，农民不是根据自己实际得到的好处来计算，而是根据与他人的收益比较来权衡自己的行动的，即不在于自己得到多少或失去多少，而在于其他人不能白白从我的行动中额外得到好处。［3］

　　在这种状况下，拆迁户会与拆迁工作人员不断地讨价还价，进行多轮博弈，迫使对方满足自己的利益要求。而为了推动拆迁工作，尽可能满足拆迁户的要求就成为拆迁工作人员的心理常态。这就使拆迁规则具有了变通性，而规则的变通会增强拆迁户博弈的自信心，致使遵守拆迁规则不会成为拆迁户的内在需要。

　　四、结论及启示：乡村有效治理的路径

　　徐村个案表明，在利益分化的时代，经济利益需要的实现给拆迁户的生活注入了强大的刺激力，成为主导他们行为的基本依据。利益需要驱动着拆迁户的利益取向、利益选择、利益判断和利益获得，决定着他们追求利益的心理过程和行为方式。然而，普通农民也需要各种规则为自己利益的实现保驾护航。徐村拆迁户既期望更多的利益需要得到满足，使拆迁后的生活过得更美好，又不断地解读、利用、变通、触碰、膨胀具体的拆迁方案，使得权威性规则被消解，导致其利益的自我实现与拆迁规则之间产生了内在矛盾。

　　徐村个案还表明，拆迁户缺乏全面、明确的拆迁规则知识，他们并不完全了解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等对拆迁补偿的约束和规定，国家规则在他们的认识中不是一种绝对的实践规则，而是一种获利的手段。所以，拆迁户总是徘徊在遵守规则和冲破规则之间，一旦现有的规则不能冲破时，他们就会寻找新的规则或者方法来为自己利益的实现服务。所以，可以看到，在拆迁过程中，不同层面的规则被拆迁户交替运用，以利于自己利益的实现。

　　拆迁户的规则意识及其行动对新时代乡村治理理念的实现、对乡村治理模式的推进、对全面乡村振兴是否具有建设性推进意义？答案自然是否定的。那么，新时代如何既能够满足农民的利益需要又能培养其规则意识，并树立基层政府的权威，从而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呢？

　　第一，以利益综合凝聚合理性规则，培育农民遵守规则的意识。利益综合是政策制定、政策执行的先导，它能够把大量分散的个体利益表达汇入政策内容，满足个体利益的合理需求，从而形成权威性、合理性政策。我国众多村庄的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农民的利益需求千差万别。在乡村治理理念实施、共同政策推进过程中，广大基层政府只有在村民中进行利益综合，才能制订出权威性、可施行的方案。徐村个案表明，拆迁户会对拆迁规则进行能动、现实的解读，但是，他们自己解读、利用、变通、触碰、膨胀具体规则，往往会导致政策走形、制度变样、现行方案被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