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需要、农民规则意识与乡村有效治理——基于徐村拆迁户行为取向的分析／张 健 　　

　　另外，拆迁的手段进一步强化了拆迁方案的调适性。徐村拆迁工作展开后，拆迁工作人员会与拆迁户逐户谈话，这个过程是利益博弈的过程，私底下会满足一些人的特殊要求。所以，拆迁户认为“谁能拖延、谁能胡搅蛮缠、谁能弄虚作假、谁态度硬，谁就会获得更多的补偿”。由此可见，拆迁方案的调适性使得拆迁户并不愿意完全遵守拆迁规定。

　　（二）利益的手段性与规则的驱动型

　　利益是人们追求的生活目标，人们的一切活动都会围绕利益而展开，即利益具有目的性。而利益又是一切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的桥梁，抽掉了利益的联结功能，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就不存在了。因此，利益又具有手段性。利益的目的性需要借助利益的手段性来实现。

　　利益的手段性表现为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会不断提升自己获得利益的能力和资源。在徐村，拆迁户会搜集其他村的拆迁方案，对比研究本村的拆迁方案；积极竞争，妄图成为拆迁安置委员会成员；强化家族凝聚力；拉帮结派；假离婚，另立户。诸种行为皆为了集聚拆迁补偿的资源。徐村拆迁户提升利益获取资源的能力不是盲目的，而是依据拆迁方案进行的。拆迁户说：“谁有关系、有权力、有资源，拆迁方案就会偏向谁，谁就能享受更多的政策照顾。”当然，对于大多数拆迁户来说，加盖房子层数是提升拆迁获益能力较为稳妥、较为重要的手段。一般来看，通过加盖房子层数、增加住宅面积，从而期望获得更多补偿的行为，是拆迁户惯用的策略，带有普遍性，人们称之为“种房子”。从拆迁户“种房子”的行为来看，他们是遵守拆迁规则的，拆迁方案规定按房屋面积进行现金补偿。然而，拆迁户明显违反了国家法律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村民建住宅，平原地区的村庄，每户面积不得超过二百平方米；村庄建在盐碱地、荒滩地上的，可适当放宽，但最多不得超过二百六十四平方米。很显然，多数拆迁户加盖房子的面积已远远超过了法律规定。但拆迁户并不认为加盖房子是违规行为，反而认为其是获得更多拆迁补偿的重要资源。这彰显了规则的驱动性。

　　村“两委”及乡镇政府不会制止或制裁村民“种房子”的行为，因而在拆迁补偿时，房子面积大的村民获得的补偿明显多。这就进一步强化了拆迁规则的催化作用，激励着拆迁户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而不断提升自身的资源补偿能力。

　　（三）利益内容不断发展的无限性与规则的变通性

　　人们实现自身利益的过程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的每个阶段和范围内，人们实现利益的手段、方式和活动是有限的。比如在徐村，拆迁户通过与拆迁工作人员周旋、讨价还价，尽可能提高房屋面积的补偿单价，却绝不会超出拆迁方案规定的单价区间（房屋拆迁按面积补偿现金，每平方米的补偿金为600~800元）；为未婚子女的对象争取房产和补偿费，也是要依据拆迁方案的。但是，人们实现自身利益的实践、认识过程又会不断深入和发展，其能力也会不断提高，这就使得人们追求的利益的内容又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利益内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