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报到助力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与优化策略／许亚敏 赵聚军

　　第二，对在职党员进行显性动员。在职党员群体人数多、素质高，是社区党员的中坚力量，是党员报到机制的主要目标群体。如前文所述，各地通过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和配套机制，切实赋予社区对在职党员的考核权，明确规定党员应定期参加社区的党组织活动和志愿活动，并对所在单位进行定期反馈，强化了在职党员群体的责任意识与服务意识。

　　第三，对离退休党员进行引导式动员。这一群体的管理与动员需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针对离退休党员群体年龄偏大、学习不便的现状，可以采取更加灵活多样的方式；另一方面，离退休党员由于空闲时间长、社会责任感强，在社区治理中的参与度更高。例如，可以通过引导式动员的方式，设立党员责任区，鼓励老党员利用长期积累的领导才能、工作经验和社会关系，继续发挥余热。

　　第四，加强对流动党员的动态管理，实现从“党员找组织”向“组织找党员”的转变。在设立流动党员支部的基础上，既要对这类群体进行统一要求，无差别对待，也要根据他们的职业特点分类编组，因地制宜，坚持做到“教育引导，帮扶并重”，最终实现“学习不断档，思想不掉队，组织不断线”。总之，通过有吸引力的活动和回应性服务增强流动党员对社区党组织的归属感，提升他们在社区建设中的积极性。

　　三、可持续性：党员报到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一，“不掉队即可”的游戏规则。本质上，党员报到依赖的是党的纪律和规章制度的要求，对“掉队者”施行的是一种负向激励。尽管一些社区在鼓励党员报到的过程中开始探索多元激励措施，但这些并不足以从思想上真正动员党员干部积极参与社区活动。更直白地说，面对党员队伍涣散的困境，各级党组织必然会采取高强度直接控制与持续性负向激励的策略，对党员个体施加威权。然而，这种动员更像是一种底线思维，而非争先竞争，理性的党员更多采取的是一种有限遵从，这种被动式报到的质量和效果不能得到保证。

　　第二，“结对竞赛”下的治理创新异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虽然缺乏对党员个体的正向激励，但上级政府实际上存在对街道社区与各单位的正向激励，有学者称之为“结对竞赛”［4］，这导致各部门在政绩压力下形成一种合作创新的新型竞争模式，并极有可能异化为一种社会治理领域的层层加码。以吹哨报到机制为例，在得到中央肯定后，各地提出了各种版本的吹哨报到机制，但更多的是在一些具体指标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给党员带来了较大的负担。

　　第三，无限责任下的党政部门不堪重负。在调研中我们发现，社区报到尤其是吹哨报到机制给相关职能部门和党员干部群体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例如，北京市房山区在五个月内吹哨七千余次，使得区级职能部门苦不堪言。在这样的背景下，党员是永远不够用的，一些党员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甚至一些党员被当作无偿劳动力而滥用。问题的根源在于没能明确党员报到的事项范围，使得有效资源与民众无限、非理性需求之间的矛盾更加难以协调。［5］

　　四、结论与讨论：新时代优化党员报到机制的策略导向

　　从治理资源的视角来看，党员报到机制意味着从向外寻求资源转向内外并重，实现了在不增加治理资源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