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维权中的公众负面情绪演化及干预研究／张 郁 李佳芳

　　通过对G设施周围公众维权案例回溯发现，在维权过程中，公众的负面情绪变化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同时也对应冲突发展的四个阶段。

　　（一）维权酝酿阶段：负性情绪的逻辑起点——公众对垃圾焚烧场的环境和健康风险感知

　　由于选址及安全距离把控不够严格，G设施客观上对周围环境和居民健康可能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设施周围公众的环境和健康感知程度相对较高。主观上，公众对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垃圾焚烧发电的背景、工艺条件、技术类型以及风险防控均了解甚少。本课题组对周围公众的调查数据显示，39.8%的居民对垃圾焚烧项目完全不了解，59.9%的居民对垃圾焚烧发电技术完全不了解。垃圾焚烧项目作为一项具有技术风险的设施，公众对其风险后果、程度及防控措施完全不了解，直接导致其对设施的焦虑和恐慌等负面情绪产生。［1］已有研究还表明，焦虑等负面情绪形成的心理噪音会导致公众对负面信息赋予更高的权重［2］，对有关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妖魔化和污名化的负面消息更加愿意相信，进而进一步加剧恐慌情绪。

　　（二）维权爆发阶段：对风险的揣测与交流加剧负性情绪衍生，焦虑及恐慌心理泛化

　　1.公众对设施风险的揣测与交流加剧焦虑和恐慌，并相互感染。从2012年G设施建成并开始运行之后，设施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和困扰便成为周围公众之间必聊的话题。其间，部分公众采用较为极端的语言故意夸大垃圾焚烧场所造成的影响，从而达到泄愤的目的。G设施周围公众对设施风险频繁的交流和探讨，使得之前对设施环境和健康风险感知程度较低的公众的情绪受到风险感知程度较高的公众的影响，焦虑和恐慌情绪在群体间不断地传染、放大，甚至出现泛化，导致个体的负性情绪开始演变成集体的负性情绪。

　　2.集体焦虑出现，公众开始维权。Lerner等发现，有恐惧感的公众通常会在对风险进行评估后努力回避风险，采取风险防范对策。［3］因此，G设施附近的公众出现集体焦虑后，开始尝试进行维权。2012年，G设施周围的公众两次与区政府工作人员就设施风险防控进行协商谈判，要求进行赔偿，但未获得任何成效。2013年，G设施周围公众再次推选代表与区政府相关部门进行协商，虽然区政府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但强调问题解决需要进一步请示上级相关部门，最终导致公众的要求被长期拖延和搁置。公众在维权之初寄希望于基层政府，但在多次理性维权行为无果的情况下，公众的愤怒情绪不断累积和发酵。

　　3.差异化赔偿进一步增强公众的相对剥夺感，愤怒情绪被激发，出现大规模的维权行为。G设施周围的公众情绪发生显著变化出现在多次维权后政府对周围公众的差异化赔偿上。在距离G设施较近的F小区中离G设施最近的三栋居民获得赔偿款并搬迁之后，同样处于邻避设施带来的恶劣环境中的其他公众并未获得任何赔偿，导致这些公众的相对剥夺感急剧增强，其质疑对设施影响的评估仅用距离作为唯一量化指标，风险评估方式不严谨，甚至质疑这三栋楼的居民获得赔偿是由于他们大部分是本地人，政府存在一定的偏袒。G设施的差异化赔偿使得其他公众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而这种相对剥夺感则诱发了公众愤怒情绪的产生。［4］此时的公众情绪由开始的焦虑和恐慌演变成愤怒，这种愤怒情绪又在集体宣泄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已有的研究均证实，当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