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维权中的公众负面情绪演化及干预研究／张 郁 李佳芳

　　基于G设施周围公众负面情绪对其维权行为影响的全过程分析发现，维权行为的发生不仅与公众对设施的环境、健康风险感知有关，还与设施周围公众的负面情绪相关。邻避维权行为的生成和演变逻辑表现为：环境和健康风险感知高引发的公众焦虑、恐慌诱发维权行为；频繁的社会接触与交流加剧负面情绪的衍生和感染，相对剥夺感的强化导致维权行为发生；理性维权行为受挫，挫折感知加深，集体愤怒彻底爆发，引发激烈的非理性抗争行为；可行能力缺失的感知诱发绝望和无力感，诱发怨恨心理，积累更深层次的社会风险。

　　关注邻避设施周围公众的情绪变化，了解他们的诉求，可以很好地缓解基层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矛盾，对邻避设施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起到较好的防范作用。一是从负面情绪产生的源头入手，科学合理选址，重视设施环境影响评估。邻避维权过程中公众负面情绪产生的源头在于其对邻避设施的环境和健康风险感知所引发的焦虑和恐慌情绪。因此，邻避设施的选址要经过科学和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估，听取多方意见，尊重周围公众的知情权，做好解释和宣传工作，让周围公众对邻避设施的影响形成科学的认知。二是在设施运行过程中，提升技术水平，加强日常监管，降低其对周围环境造成的影响。邻避设施引发维权行为，一部分原因是公众对设施风险的不理解和接受程度较低，另一部分原因是其较为显著的负外部性所致。因而，应加强对设施运行过程的监管，降低其对周围环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三是优化当前的公众诉求沟通机制。公众非理性抗争行为发生大多是由于诉求无门或无果，因此，疏通公众诉求渠道对于缓解公众负面情绪起着关键作用。在邻避设施兴建之初，对邻避设施相关的信息和决策应尽量公开。同时，政府应多途径获取公众的意见和想法，让公众了解设施的兴建和运行过程，并接受公众监督，让公众能通过自身的体验消除对设施的疑虑。对公众反映密集的环境问题应及时回应并尽快协商解决，防止问题的恶化和公众负面情绪的进一步发酵。四是转变理念，转变当前以GDP为主的官员考核机制。政府迫于经济发展和政绩考核的压力，选择对部分企业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无视和纵容，这是公众的负面情绪发酵和非理性维权行动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G设施所引发的公众维权过程中，设施造成的环境问题也一度获得地方环保部门的认同，但设施暂停一段时间后，地方政府迫于经济发展压力，最终选择无视设施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五是健全邻避设施赔偿机制，让公众能够理解和认可赔偿方式，避免相对剥夺感的强化。制订和完善邻避设施赔偿方案时，一定要充分征求公众的意见，让其能够理解和认可。赔偿方式应多样化，在存在差异化赔偿时，一定要有充分的理由和提供足够的证据，防止公众产生相对剥夺感。

　　

　　

　　参考文献：

　　［1］谢晓非，郑蕊.风险沟通与公众理性［J］.心理科学进展，2003（4）：375-381.

　　［2］谭爽.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生成与防范：基于焦虑心理的视角［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25-29.

　　［3］LERNER  J S ，  KELTNER D.Beyond Valence： Toward a Model of Emotion-Specific Influences on Judge Ment and Choice［J］. Cognition and Emotion，2000，14（4）：473-493.

　　［4］熊猛，叶一舵.相对剥夺感：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