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君臣共情的典型案例及其鉴示／朱 琳

　　（二）外在逻辑：治志

　　人臣之志——大同社会。中国古代的人臣，前期多以贤任之，随着大一统时代的来临，外儒内法逐渐成为国家政策的内在指导思想，通过读圣贤之书而居庙堂之上的人臣成为主流。而在儒家纲常伦理长期浸淫中树立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读书人，敬守人臣本分，替君王分忧，上效朝廷社稷安稳，下恤黎民百姓之苦，通过君臣共情，施行仁政，以期最终实现其“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大同社会的抱负。

　　君主之志——四海归心。在皇权高度集中的中国古代社会，君主称孤道寡，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人们往往将国运的兴衰寄希望于君主。君主肩负整个社稷之重，凭一己之力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想实现四海归心的帝王之志，就需要君臣共情，同心协力。《旧唐书》载：“太宗即位，张蕴古上《大宝箴》，其略曰：今来古往，俯察仰观，惟辟作福，为君实难。……圣人受命，拯溺亨屯。归罪于己，推恩于民。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这说的就是君臣共情的重要性。

　　二、中国古代君臣共情的典型案例及治理价值

　　（一）父子兄弟型

　　父子兄弟型的君臣共情往往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以血缘为纽带。尊尊而亲亲，父子兄弟即君臣。中国社会早期的行政建制依托的是血缘关系，如周天子大肆分封诸侯，就是按照血缘的亲疏远近进行的。《荀子•儒效篇》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血缘作为一种天生的君臣共情媒介，形成一种与生俱来的家国同构，这就是家天下的内生逻辑。以血缘为纽带的分封制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武王以来殷人复辟的问题，而且把最可靠和最有力量的亲属分封到最要害的地区，结成政治、军事同盟，“诟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以伐崇墉”，达到“以蕃屏周”的目的。这巩固了新生的政权，维系了周王朝八百年的政治基础，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是志同道合的异姓兄弟联盟。随着周王朝的瓦解，曾经的父子兄弟兵戎相见，最终造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乱局面。过于单一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君臣共情已经不能满足日渐复杂的政治需要，于是更加多元的君臣共情产生了。比如，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结盟的出现，其典型的代表即刘关张的桃园结义。从《三国演义》中桃园结义的誓词可见，三人虽无血缘，但因共同的抱负而结为异姓兄弟。刘关张三人超越血缘成为兄弟，不仅在“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共同理想中成为战友，更在“兴复汉室”的共情中成就了明主贤臣的佳话。刘关张突出的个人能力、结义为盟的合作基础、君臣同心“兴复汉室”的持久努力，为魏、蜀、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