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政治：基层社会治理的中国视角／唐 亮

　　（二）生命政治的历史局限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政治表现出对前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控制的超越，它利用资本带来的福利假象，使劳动者被资本支撑的景观社会、消费社会、娱乐社会蒙蔽。这种表面的治理进步，因为景观社会、消费社会、娱乐社会所滋生的消费主义与娱乐主义，正在从思想意识上塑造着一代又一代反智愚民，他们在被物包围的消费世界与抽空思想的娱乐世界贡献着体力，也上缴着智商税。对此，作为生命政治的领军人物，福柯更加明确地指出，“这一生命权力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如果不把肉体有控制地纳入生产机器之中，如果不对经济过程中的人口现象进行调整，那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得不到保证”［8］。在这里，福柯的生命政治变换了对象，从对生命的虚泛关注转为对“人口”的具象透视。然而，也正是这种关注转向暴露了以福柯为代表的生命政治论者深陷资本主义历史局限之问题。因为，“人口”这一概念依旧是抽象的，是从个体人中抽出的共性，它只是满足于“人口”总量的保持不变，满足于劳动力的提供，至于个体人的生存境况，由于“人口”的抽象而忽略不计。因为关注整体并不代表忽略部分，对人类社会的各种复杂问题，都需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看待，任何偏执与绝对只会滋生暴力与强权，最终受损的是整体与部分的共同利益。对生命政治这种局限的超越，必然地让我们将视角转向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从其青年时代就以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为奋斗目标。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全人类解读，并非对具体生命的丢弃。针对孕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生命政治而言，就是要打破资本对劳动的异化，进而打破资本对劳动者——人的异化，也就是要打破资本对生命的异化，实现生命的自由。这种愿景是无法通过资本主义自身的改良来实现的，只能通过作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才能实现。

　　三、命运政治：治理技艺的中国视角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单元细胞，是关乎国家治理现代化全局战略成败的关键。基层社会治理的提出根源于中国当前已经进入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三者叠加的复杂语境，其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也是空前的，这种风险与挑战最集中地体现在国家治理的末端——基层治理领域。从全球治理的经验与教训来看，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符合中国国情，也取得了让世人瞩目的成绩。成绩的取得是因为我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相联系，致力于命运共同体的打造。在扬弃式继承中国传统命运观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命运观的基础上，将命运政治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之中。

　　（一）基层社会治理的命运政治嵌入

　　个体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权力结构设定的必然，诸如国家、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