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与官僚制：嵌入、融合与飞跃／牛世鹏

　　（二）官僚制免疫系统的自我保护

　　官僚制以科层制为主，其运行的主要动力是层层压力。在压力传导机制下，官员要完成经济任务、生态任务、社会任务等多重任务，在复杂多样的目标、上级问责压力以及晋升需求等多重作用下，政府官员很有可能寻求正式制度外的非常规方式来灵活地实现目标，这是原本官僚制范畴内的非制度形式对正式制度的嵌入，能够有效完成任务、调节矛盾，因此具有相对合理性。大数据治理所崇尚的数据至上、理性工具等可以说是对官僚制非制度灵活性的一种“抹杀”，当官僚制感受到来自大数据技术的冲击时，就会激起自身免疫系统的自我保护作用，对大数据治理进行抵制，引发二者之间的冲突。大数据的特点是去中心化、扁平化，这虽然是未来发展趋势，但并不意味着官僚制对此坦然接受，领导者和上级组织都想要维护自身权威、巩固已有地位。在运行逻辑上，上文中多次强调的理性工具就是大数据治理的基础逻辑，这种感性排斥过于理想化，忽视了大数据技术的使用者是人，忽视了官僚制运行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忽视了官僚制本身存在的压力与压力应对。当政府官员的感情被压抑到一定程度时，情绪宣泄容易引发行为扭曲，比如数据人为控制、以数据谋私利等。当被问责时，政府官员又容易将责任推向技术本身，造成行政伦理、行政问责模糊化，而在法律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这是对政府权威的一种损害。

　　根据上述分析，官僚制嵌入大数据治理不仅不能有效解决公共问题，而且容易引发一系列风险，威胁公共价值与社会稳定，阻碍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

　　三、大数据技术嵌入官僚制

　　鉴于官僚制嵌入大数据治理的风险弊端，本研究认为，大数据技术嵌入官僚制才是一种科学治理模式，不仅能够走出技术权威的困境，还能够维系社会公共价值与公共利益。

　　（一）为官僚制正名

　　官僚制被人们诟病的原因，主要在于行政效率低下和官员腐败两个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官僚制的异化，但这并不表示官僚制本身价值低。相反，官僚制在当今时代仍有着很高的价值与作用。首先，官僚制并不是真的低效。低效是人们对于官僚制的刻板印象，但造成官僚制低效的真正原因并非其内在层级设置与管理不当，而是官僚制背负了过多、过于复杂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绩效目标。反思官僚制并不是一味地对其批判、否定，而是要全面认知，要关注到官僚制作用的发挥受到外部环境影响，比如资源依赖、利益诱惑等。其次，官僚制在稳定社会秩序、供给公共服务、维护公共价值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中国官本位的传统文化背景下，人们存在着一种对政府权威的“自然遵从”，虽然有人称之为“奴性”，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