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燃烧理论视域下 “中国式邻避”的生成与治理／王冠群 杜永康

　　

　　

　　

　　

　　

　　

　　

　　

　　

　　二、“中国式邻避”的衍生逻辑

　　任何一起邻避冲突都有其孕育、产生的内在条件，仔细梳理就会发现其特有的形成机理。借助社会燃烧理论对仙桃市邻避行动的演变流程进行梳理，其行动过程鲜明地呈现出燃烧物质孕育—助燃剂嵌入—导火索引爆三个阶段的演进态势。

　　燃烧物质孕育：2015年11月，仙桃市政府在未举行居民听证和前期宣传的情况下启动了垃圾焚烧项目建设，此举为邻避抗争埋下了隐患。2016年6月，当该项目主体完成近70％时，垃圾焚烧厂的建设消息不胫而走，邻避效应亦应运而生。

　　助燃剂嵌入：突建的邻避设施使得仙桃市人民产生了相对剥夺感和被漠视感，市民在网络上进行着大规模的网络动员，并于6月25日爆发小规模的线下抗议。当晚，政府仅对垃圾焚烧项目进行了简要说明，对群众的选址问题和健康疑虑却三缄其口，进而助燃了更大规模的街头抗议。

　　导火索引爆：2016年6月26日，仙桃市爆发近万人的游行抗议活动。在抗议规模持续扩大、民众情绪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政府采取了刚性的应对举措，试图驱散游行人群。此举成为理性“散步”向非理性抗争转变的导火索，游行群众的愤懑情绪彻底被点燃，游行抗议活动达到高潮。

　　这种三段式的分析架构使得复杂的邻避事件显得颇为简单，该框架不仅揭示了诱发邻避冲突的静态因素，同时勾勒出邻避效应向邻避冲突演变的动态轨迹。基于上述三阶段的提炼与总结，可以发现闭塞的决策模式、低效的政府回应和刚性的政府治理分别扮演着燃烧物质、助燃剂、导火索的角色，社会燃烧理论为解析邻避冲突的衍变提供了缜密且完备的理论框架。

　　（一）闭塞的决策模式：滋生邻避风险的燃烧物质

　　在后现代社会政策中，参与往往扮演着比公正更重要的角色，只有当人们有机会参与到影响自己生活的决策中时，公正的目标才能得到更好的实现。［2］遗憾的是，当前政策体系中的民主嵌入机制和公民参与机制尚未成熟，许多原本能够在决策过程中消解的风险并没有被化解掉，反而在决策源头埋下隐患，从而给政府治理造成极大掣肘。一直以来，邻避项目的推进多以工具理性为主导，遵循“权力+知识”的决策模式。在项目选址的决策上，面对科学与民主的两难抉择，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借助专家的单极理性来提升邻避决策的科学性和合法性，将邻避决策简单地视作技术任务和科学问题，作为民主治理基石的公众参与却往往成为邻避决策过程中缺失的环节。就心理学角度而言，参与协商的决策和直接被告知的决策存在很大区别。直接被告知本身就会让公众产生不满，如果该决策还使得其承担一定的风险，势必会引发决策受众的反抗。在这种情境下，公众的感性反应要远大于理性认知，产生邻避冲突便有了极大的可能性。在新时代背景下，随着工具理性霸权的式微和价值理性的逐渐回归，民众的邻避情结不再单纯囿于邻避设施及其负外部性，而是更多地指向选址过程中缺失的价值理性。较之邻避选址的偏差，封闭的决策模式往往更容易激发公众的邻避心理，成为滋生邻避风险的燃烧物质。

　　（二）低效的政府回应：邻避风险发酵的助燃剂

　　由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