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政治重塑与当代中国民主化进程／梁承碧

　　首先，关于既有体制内民主空间的释放和发掘问题。新中国的国家构建是党领导一切的原则与人民主权原则的结合，这决定了新中国政制的民主性质，当然也意味着既有体制内的民主空间大量存在，那么，释放和发掘这些民主空间本身无疑构成了民主化的一个重要途径，这是首先需要明确的。党内民主建设属于既有体制内民主空间释放和发掘的途径之一，实质上是自上而下民主构建的完善，其未来运作方向是与社会民主进行对接。另一个重要话题是党的群众路线问题。群众路线在民主化方面的价值被严重忽略了。实际上，群众路线是一种“逆向参与”，是一种民本主义性质的民主方式，不应该把党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仅仅当作一种权宜之计，而是应该坚持不懈地进行，尤其需要实现群众路线的制度化，使其民主价值充分发挥出来。

　　其次，关于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区别性推进及其原因。当代中国民主化进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无疑是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两种民主形式的区别性推进。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村民自治建设而发展起来的选举民主，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便处于停滞状态，而协商民主则在近年得到“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对于这一独特的政治发展现象，学界倾向于诉诸传统来解释，认为是因为缺乏选举的传统而导致选举民主推进困难，而协商民主是因为不缺协商的传统而容易推进。［6］这种解释显然失之偏颇。民国时期，国民党主持的训政、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构建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制，都是选举民主在缺乏传统的情况下可以蓬勃发展的案例，这说明选举民主不可能是因为缺乏选举的传统而难以推进。其真正的原因是，不兼顾当代中国特殊党政关系的选举民主的无限上推，实际上就是训政道路的回归，其发展走向最终是党争民主，这显然是与坚持“党领导一切”的国家构建原则背道而驰的。协商民主之所以得到推广，也不是因为历史上有协商的传统，而是因为协商民主有利于凝聚政治共识和实现政治整合。当然，也有学者指出其有利于复杂事务的治理，再加上既有体制内具有政治协商的制度基础，而且中国共产党也积累了民主协商的经验，故而其被确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从而被自上而下地加以广泛推行。

　　再次，对中国民主化现实进程的当下把握和未来展望。在民主化进程中，如何把握当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只有正确认识当下的任务和做好当下的事情，才能迎接未来和展望未来。从当前阶段的国内外环境来看，我国正处于特别需要凝心聚力实现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力求在新型世界格局中站稳脚跟的历史阶段。就民主发展进程而言，又恰好处于自上而下完善国家构建的时期，民主协商制度在政治、社会等多领域的自上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