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政治重塑与当代中国民主化进程／梁承碧

　　康有为主导的维新运动典型地反映了其对“大一统”政治格局的继承与创新。康有为的政制目标是“君主立宪”，其中，“立宪”代表现代政治的方向，“君主”则代表了对传统政治格局的继承。从变革政治的策略来看，“君主立宪”内含康有为借助君主（光绪帝）的权威推行变革的意图，也包含了康有为对政治变革的深层思考，即希望中华文明保持其历史连续性，防止在变革过程中出现权威真空，以免导致法国大革命式的悲剧（颠覆君主制后酿成了数十年的政治动荡），故而实现变革的最佳方式就是以保皇为前提的改良。后来在辛亥革命之际，康有为又根据实际情况打出“虚君共和”的旗号，其通过维持“君主”这一政治核心的存续来延续“大一统”政治格局的意图昭然若揭（从历史渊源来看，“虚君共和”是明末清初大儒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对中国政治进行历史反思而提出的改良方案，如果不考虑近代以来的变局，“虚君共和”完全代表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故而其继承“大一统”政治格局的浓厚意味是不言自明的）。虽然在实践方面康有为失败了，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康有为的理论贡献，后来民国军阀混战的事实已经为其学理上的深刻洞见（中国“大一统”政治格局不能破坏，中国的政治核心不能缺位）提供了注脚。

　　维新运动失败，最终要归结于康有为试图借助的政治势力本身的能量不足。这决定了维新道路只有逻辑上的合理性而不具有实践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的革命道路就显示出其合理性。孙中山以“民主共和”为政制目标，实现途径是其历经多年所酝酿的训政方略，即凭借革命党垄断的政治权力扶持国民通过地方自治进行民主训练，最终实现民主转型。训政方略体现了孙中山对于“大一统”政治格局继承的一面，表现为“以党建国”“以党治国”思想的确立和政府权力架构的“五权宪法”设想，其精髓在于强调权力分工基础上的统一。但孙中山的问题在于没有彻底坚持“大一统”政治格局，因为他最终的理想是美国式的党争民主。然而，党争民主的最大弊端恰恰是统一意志缺失、社会碎片化，这对于超大规模的中国而言无疑是非理性选择。这似乎也说明，中国需要坚持“大一统”政治格局。

　　如此，真正重塑“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历史任务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孙中山“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经验［2］，以党为中心支柱重新整合了国家和人民，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中创造了一系列的新型制度，如规定党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建立党领导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并且从中央到地方复制了这种制度架构。同时，因为中国共产党承担着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党的政治核心作用不是过渡性的，而是永久性的，这就确立了党作为政治整合之中心支柱的稳定政治结构。据此可以断言，中国共产党人的新中国建政乃是在真正意义上重塑了“大一统”政治格局&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