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生产、权力重构与渐进调适：基于城市封闭社区治理变迁的考察分析／胡贵仁

　　（一）转变价值取向：从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

　　从理论分析的维度来看，不论是传统单位大院的生成，还是城市封闭社区的兴起与蔓延，其实质都表现为城市政府对基层社会纵向管理需要的一种工具理性导向。相应地，当下各地积极开展的街区制模式探索则大多显示了对交往理性的价值追求。在多样态城市社区的规划建设过程中，工具理性运用的泛化虽然有力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实现了基层社会的稳定繁荣，但同时也造成了自由价值的缺失和社会资本的萎缩等社区空间异化现象，而哈贝马斯所强调的交往理性即根据交往主体之间的彼此同意、普遍认可且自觉遵守等要素建立而成的某种行动规范则可能更加适配于对街区制社区的探索推广过程。［5］因此，为深入推进我国城市封闭社区的转型开放，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政府部门首先需要从思想层面入手，转变传统的价值取向，推动城市社会治理领域的工具理性导向向交往理性追求的系统转型。

　　与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城市封闭社区的建构仍然缺乏对社会、民众等在内的综合要素的考量分析，更多的还是地方政府出于经济成本考虑的空间发展产物。［6］加之，国家与社会二者间关系的互动多是以承认对方的实体权力和空间权利为价值前提的，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积极有效的平等对话与互动合作，这可以为彼此带来更多的权力（利）和生长空间。因此，在对街区制模式进行积极探索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应注重对多元社会力量的吸纳，努力打造各方交流互动的沟通平台，逐步实现城市封闭社区治理从行政主导到双向赋权转变。

　　（二）寻求空间正义：从消除差异到尊重差异

　　由上述分析可知，城市封闭社区数量规模在其迅速扩张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包括交通路网割裂、隔离效应加剧以及身份认同强化等在内的城市空间非正义现象。总的来看，正如柏拉图所描述的，任何一座城市，无论其的区域范围大小和人口数量多寡，其实质都分为穷人世界和富人世界，两者之间总是处于持续不断地冲突平衡状态。［7］此外，由于“空间正义”并非任意跨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空间乌托邦”，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空间正义不是对某类资源进行毫无差别的绝对平均分配，而是在综合考察多向度要素的实践基础上，通过空间生产方式的有效变革，同时整合多元主体间的差异化诉求，来推动较大范围内社会资源相对合理的优化配置。

　　在城市社会研究的“空间转向”领域，国外学者曼努尔•卡斯特指出：“空间不是社会的抽象反映，而是社会的具体表现。换言之，即空间不是简单的社会拷贝，空间本身就是社会。”［8］因此，为矫正城市封闭社区所带来的空间正义缺失问题，进一步改善趋同性的社区空间现象，作为在城市规划领域占据主导核心地位的地方政府，应主动发挥自身行政权力的战略性引领作用，转变以往片面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