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生产、权力重构与渐进调适：基于城市封闭社区治理变迁的考察分析／胡贵仁

　　（一）科层体制主导：传统单位大院的历史性成长

　　单位大院形态的生成与新中国建设初期所特有的经济社会背景有着密切联系。就其本质而言，传统单位大院的空间居住模式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出于对公共资源整合以及建设经费短缺等现实需要的综合考虑而形成的历史性产物。早在新中国初期，受计划经济体制和苏联模式的影响，大量新组建成立的国家党政机关需要日常办公的空间场所，国家和地方的政府部门依据行政级别等因素，将适当规模的城市土地划拨给相应单位，并默许其进行封闭院落式的空间规划建设，由此衍生出了我国传统单位大院的初始样态。之后，为适配单位制模式的发展需要，同时解决好城市职工的住房问题，国务院于1957年发布了《关于职工生活方面若干问题的指示》，强调：中央各部门和各地人民委员会应根据预期核定的建设计划，适当进行建筑住宅的分配投资，并要求逐年为城市职工增建部分单位住宅。

　　在上述逻辑的主导作用下，企事业单位逐渐成长为一种囊括城市社会结构所有方面的体制模式，该模式既嵌生于行政权力的纵向计划中，也在横向上承载着经济社会建设等重要职能。相应地，传统单位大院对于社会资源的分配控制能力也日趋强化，并有效实现了自身数量规模的跨越式发展。总的来看，虽然单位大院围墙内外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社会差距与空间隔离，但大院内部，相对同质化的身份地位和情感认知使得彼此间更容易建立起相互信任的社会联系，“同质型—聚居”的居住空间格局得以建构形成。

　　（二）增长联盟驱动：城市封闭社区的渐进式兴起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以及传统“单位办社会”思路的整体转变，空间资源的配置形式与权力关系的基本架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往单位制居住模式失去了适宜的生存土壤和制度基础，开始逐步走向崩溃瓦解的边缘。而由于单位制的解体，其社会整合和服务职能已然不复存在，社会结构呈现出原子化的发展特征，自上而下式的纵向依附关系也变得分散和破碎。在此时代背景下，作为传统单位大院的一种替代模式，城市封闭社区日渐承接起基层社会治理单元的重要责任。从更深层次而言，城市封闭社区的形态建构，并非是为了单纯打造独立于国家管控范围之外的公共空间领域，其规划建设更多是出于将单位制解体后混乱无序的城市社会空间转化为规范标准的国家治理空间的现实需要。

　　自20世纪90年代住房体制市场化改革后不久，在各地政府和资本力量的合力促动下，城市封闭社区便开始展现出渐进式兴起的发展态势。事实证明，受政治晋升锦标赛和城市建设经验相对不足等向度要素的综合影响，各地政府在建构城市封闭社区的过程中，往往倾向于能够最大限度规避自身责任同时拥抱资本市场的力量，即通过出让大宗土地、赋予房地产开发商优先开发权等政策方式，来吸纳民营资本进入城市住区的规划建设领域。而在产权私有化的制度前提下，开发商和业主群体必然强调社区空间使用权上的排他，由此，封闭围合型的城市社区形态结构应运而生。城市封闭社区的渐进式兴起衍生了诸如公共空间异化与隔离、小范围内的社会贫富分化等一系列空间效应，同时也塑造出“隔离式—共存”的居住空间分布模式。

　　（三）空间权益让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