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墙”之患：新型智库发展的困境与出路／张 权 　　

　　二、组织运行与困局

　　专、兼职研究者和运营者之间既协同配合，又由于在身份、职责、能力、目标等方面存在差异而相互掣肘，导致智库在实际运行中往往要面对生发于组织内部的三个难题。

　　（一）辅助为“表”、控制为“里”的管理悖论（运营者—专职研究者）

　　从理论上讲，研究是智库的核心任务，研究者与运营者之间的主辅关系不言而喻。然而，受到外部环境以及政策研究本身特征（难于横向比较并区分高下）的影响，成果呈递渠道的重要性往往大于成果质量，导致双方主辅关系的倒置。［2］所以，在智库运行中，运营者的相对强势与专职研究者的相对弱势往往令前者的意愿凌驾于后者之上。从运营者角度讲，将以辅助科研、提升成果质量为名义开展的管理活动，嵌入由选题到立项、由调研到研讨、由评审到结项的研究全过程，并予以制度化，可以对研究者及其研究活动形成实质上的监督和控制，减少管理工作的不确定性。但研究不是流水线生产，管理研究者也不同于管理操作工。对于研究者而言，个人习惯、研究旨趣、工作节奏被尊重，拥有一定的自主性和自由空间，更有利于研究效率和成果质量的提升——这也是国家之所以强调要为科研人员“松绑”的重要原因。所以，从研究者的角度讲，其所需要的辅助更多的是一种“回应式”辅助，即在合理范围内研究者先提出个性化需求，而后被满足。在这种情况下，运营者意愿与研究者意愿便形成冲突：“辅助”得越主动，制度机制越固化，对于运营者而言，管理难度越小，却会给研究者增加负担，不利于成果产出；“辅助”得越被动，制度机制越灵活，对于运营者而言，管理难度越大，但可以减轻研究者负担，有利于知识生产。所以形成智库管理的悖论：为了辅助科研、提升成果质量而开展的管理活动（辅助为“表”、控制为“里”），反而会加重研究者负担，进而对研究质量、数量、效率的提升起到负面作用。

　　（二）知识浪费与公共性立场偏差的矛盾（专职研究者—兼职研究者）

　　开篇提及，专职研究者是智库成果产出的责任主体，而兼职研究者一般不直接承担具体、完整的研究任务，其主要职责是运用自身知识、经验和智慧为专职研究者提供支持，以及利用自身社会影响力帮助智库组织实现成果转化。但是，囿于社会对政策研究的认知习惯，研究者的职务、职称、头衔等构成声誉的要素对于成果转化的帮助高于成果质量。［3］这就导致在智库实际运行中，兼职研究者的见解逐渐由发挥建议性功能转变为发挥主导性功能，专职研究者所从事的工作逐渐由独立开展研究转变为对兼职研究者观点的整理、充实、阐释与翻译，其角色由“脑力劳动者”沦为“体力劳动者”。从理论上讲，智库专家应保持中立性，其政策主张应“来源于对政策的客观分析，而非专家的个人利益”［4］24。那么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兼职研究者有其专职工作，很难分辨其在参与智库研究活动时所提出的观点是否会受到本职工作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