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对策建议／李鹏飞 黄丽君

　　（四）强化攻心为上制度安排，解决“精神贫困”问题

　　一是强化宣传动员和正向激励。长期以来，面对各种实实在在的帮扶政策红利，一些地方、个人常以被扶贫为荣。少数群众抢着“吃低保”“戴穷帽”，我“穷”我“快乐”，甚至“炫贫”倾向也不时出现，严重影响了脱贫效果，与国家社会期盼贫困群众早日脱贫的焦急心情形成强烈对比。因此，要重塑以“等靠要”为耻，以勤劳致富为荣的文化氛围。让苦干实干致富的典型上广播电视、上报刊、上网络、上光荣榜，叫响“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主旋律。要强化“耻感文化”教育，加强对“穷人心态”的制度矫正，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教育方式，对好逸恶劳等负面现象进行分析批判和有策略地批评处罚，发挥羞耻之心在贫困治理中的约束作用。

　　二是大力开展职业技能扶贫。对于绝大多数农村群众而言，只有掌握了一门谋生技能，才能斩断穷根，提高创造财富、增加财富的可能性，才能脱真贫、真脱贫。因此，要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独特优势，破解技能慌，发展技术型劳动力，探索“帮、教、扶”教育扶贫新模式，把引导未升入普通高中或未考上大学的建档立卡家庭子女接受职业教育作为教育扶贫的长效机制。

　　三是建立完善激励相容的转移支付制度。作为一种广泛使用的多维减贫方法，从拉美部分国家兴起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方式，能够有效覆盖很多其他项目覆盖不到的最弱势群体，帮助其提高消费、提高医疗服务使用率、降低童工和辍学比例。针对无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可以通过优化低保制度设计，推广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方式。针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可以采取劳务补助、劳动增收奖励等方式，完善以鼓励劳动为核心的正向激励机制，并将奖励制度与移风易俗、提升教育质量、改善健康行为等其他发展目标相结合。

　　（五）健全大扶贫发展模式，释放社会力量治贫潜力

　　一是提升市场主体参与治理贫困的积极性。社会责任意识是一种公众伦理，是将社会责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行动自觉，体现的是“蹈行善举，行己有耻”的价值自觉。培育广大公众和各类市场主体参与贫困治理的公共意识，能极大释放社会力量治贫潜力。要进一步健全政府购买市场化帮扶服务的政策机制，完善政府与企业在乡村振兴和扶贫领域PPP合作模式，通过发展农村小额金融、扶持农村小微企业等激活农村区域市场经济活力。

　　二是推动形成人人公益的运行机制。通过大力倡导“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人人可慈善、人人乐慈善”等朴素公益文化，积极搭建志愿服务公益平台，实现文艺“搭台”、慈善“唱戏”常态化。加快推进公益创业扶贫教育，开展“扶贫创客计划”，将大众创业与公益扶贫和乡村振兴有序对接，在农村儿童保育、养老服务、村容村貌整治、特色产业培育、残障人士就业等领域开展社会创新，提高市场主体与社会组织参与程度，增强治理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是着力构建吸引乡贤的软硬环境。当前，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差别等因素，外出求学的绝大多数年轻人都留在了城市工作生活，城市对农村青年形成了强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