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对策建议／李鹏飞 黄丽君

　　（三）原发性贫困向次生性贫困转型

　　随着扶贫工作的推进，尤其是“六个一批”精准帮扶措施的实施，各种原发性贫困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问题的形成源于多种不利条件的叠加，加之恶劣的地理、气候、生态等自然状况制约着各类扶贫政策效果的发挥，在突发情况下极易衍生出各种次生性贫困问题。同时，相对贫困群体家庭资本积累较为薄弱、抗风险手段单一、风险防范意识淡薄、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当遭遇突发意外，如自然灾害、家庭变故或遭遇疾病等重大冲击时，容易遭受较大损失而陷入贫困。［3］

　　（四）农村贫困人口向城乡新贫困阶层转型

　　通过异地扶贫搬迁，大量农村贫困人口向特色小镇和城市转移，但由于受到文化水平和工作技能的限制，收入不稳定，失业风险大。同时，城市的生活成本远高于农村，使得许多人本来在农村不算贫困或收入水平略高于农村贫困标准，但进入城市之后就成为城市的贫困人口。尽管部分农民会获得征地补偿，但目前的征地补偿仍然重点参考上年度的农业经营收入，并以一定的系数估算出大致金额。由于农业经营收入存在波动且难以反映真实产出价值，导致补偿基数较低。一次性支付的方式使农民无法获得可持续的稳定收入来源，后续生计缺乏保障。由此，进入城市的农民既逐步失去了农村扶贫体系的覆盖，又未被及时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体系，而户籍制度和配套社会福利也尚未健全，使得这一人群处于城市和农村“两不管”境地，极大地提升了相对贫困的发生概率，这一人群容易成为城市新贫困阶层。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新思路

　　（一）克服碎片化，发挥党总揽全局的制度优势

　　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扶贫资源配置碎片化、治理路径短视化、政策措施分散化，导致扶贫成本过高，治理效率较低，难以有效形成合力。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相对贫困治理要特别注重整体性治理。首先，要自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要发挥党总揽全局的领导核心作用，将相对贫困治理与党的建设同步推进，贯彻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精准扶贫转轨乡村振兴的理念，借助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创新工作方法，增强与时俱进的政策创新能力。其次，要运用跨部门沟通方式，以重建“凝聚性文化”来统筹政府部门的协调配合，减少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由于碎片化治理导致的资源损耗。再次，要整合各类型分散的专业化社会组织的力量，突出“公共道德”价值作用，形成“一起工作”“一起扶贫”的氛围，构建整体性、无缝隙的治理模式，把“尊重民意、汇集民智、凝聚民力、改善民生”贯穿在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全过程。［4］

　　（二）破除城乡二元格局，实施城乡一体化治理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因素是产生相对贫困的主要原因，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加大了破解相对贫困的难度和复杂性。自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