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不对称视角下政府舆情回应路径建构研究／王艳艳

　　（三）公众视角下有限信息解读偏差

　　人们在认知和分析某一事物时总是带有主观倾向性，这就使得政府舆情回应信息被“第三次削减”，产生主观型信息不对称。

　　首先，在公众心理层面。认知偏执是人们的一种固定思维模式。一是个体认知偏差与碎片化信息之间的负面效应相互推进。碎片化信息加重了公众的认知偏差，社会公众为了证明自身认知合理性往往会有选择性地进行信息回忆，形成确认偏误，即使这种行为是无意识的。二是群体非理性的催化作用。在网络空间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偶合集群，呈现理性被感性支配、临时性关注、非制度化的特点，在这样的群体中，公众的情绪往往是批判性的，并且很容易被带动、轻信他人话语，即使政府能够提供真实的舆情信息，但在集体冲动影响下社会公众的情感与舆情事件客观情况渐行渐远。这就意味着，不管政府是否回应、回应的信息是否准确，都不能满足社会公众的心理预期，也就形成了来自公众的主观型信息不对称。

　　其次，在社会经验层面。一些公众已经形成了不信任政府的刻板印象，认为政府的行为总是存在“猫腻”，政府官员是为自身私利或者为保全面子而发布信息的，这种“负强化”使得公众认知出现偏差。一方面，社会公众对政府的行为程序不了解，使其产生了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式的简单化认知。在处理公共事务时，政府总是要进行多方面考虑的，不仅要考虑法律制度、社会伦理、专业知识等，还要与各部门和利益主体进行协商，综合考量公平正义与处理效率，但政府在发布信息时往往对这方面鲜有提及，导致公众对此缺乏了解，也就难以掌握事件全貌。另一方面，认知偏差与信任不足恶性循环引发“框架效应”。所谓“框架效应”就是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描述会导致不同的决策。正如上文所说，政府在开始时也不一定能够掌握全部舆情信息，需要一定的缓冲时间。但在公众眼里，政府应该在舆情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发声，即使这时的信息质量不高。如果政府在了解相关情况后再发布信息，即使这时信息真实可靠，也满足不了公众预期。

　　三、打破信息不对称——政府舆情回应路径建构

　　（一）现阶段舆情回应症结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舆情信息由政府单体传导转变为多元主体共同发布，政府舆情回应也成为动态的复杂系统，带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本文从信息不对称视角对政府舆情回应各个维度与主体进行逻辑分析，为政府消除和减少舆情回应中的信息不对称提供可行性参考。

　　中国政府在舆情回应方面进行了多种探索与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