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不对称视角下政府舆情回应路径建构研究／王艳艳

　　首先，政府舆情回应动力问题。在网络时代，舆情事件具有传播速度快、社会关注度高、不确定和不可控等特点，对于被置于“聚光灯”下的舆情事件，政府要进行特别处理，以最快的速度调查、回应、解决、反馈。这对于政府和官员来说是一种很大的压力，舆情事件发生本身就给人一种“出问题了”的感觉，因此，政府官员面对来自上级的不信任风险，为了避免出现更大的问题，政府官员对舆情事件的态度倾向于不回应或选择性回应。这时对于政府官员来说，社会公众的介入是“雪上加霜”，而官员的上述认知使其产生了对公众的抗拒心理，在信息公开和舆情回应方面表现得更加消极，从表面上就形成了先是公众施压再是政府回应的被动局面。

　　其次，政府舆情回应能力问题。舆情管理只是政府诸多事项中的一项，在操作上受到了多方面限制。一是政府所掌握的信息资源有限。舆情事件属于个案，舆情事件的发生具有很强的随机性，政府也属于第三方，因此在短时间内难以掌握舆情事件的全部信息，并且缺乏相应的时间和人员进行精准应对。二是政府所掌握的技术资源有限。“互联网+政务”大大提升了行政工作效率，但就现阶段来说，政府还无法对互联网上的全部信息进行实时监控，这就使得政府在舆情事件发生后对各个阶段的舆情变化情况了解延时，因而影响了政府舆情回应。三是政府信息权威有限。互联网的开放性以及信息的流动性，使得人人成为信息发布者，打破了政府信息垄断地位，这是社会治理去中心化的发展趋势，能够保障社会公众网络话语权。网络舆论竞争的加剧增加了政府管理难度，特别是处于信任危机下的政府在网络舆论竞争中是处于劣势的，人们更多选择相信社交媒体上的信息而不是政府的。

　　（二）媒介视角下有效信息传输耗散

　　互联网具有无限包容性，能够容纳各种各样的信息，其中包含信息噪音，这使得原本就有限的政府舆情信息供给被“二次消减”，形成自然型信息不对称。

　　首先，在信息传输主体方面。互联网在信息运输过程中的去中心化使得每位社会成员都有网络话语权，但这种底层赋权并不能够底层赋能，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并不能完全符合质量要求。一是信息传输主体的构成复杂且缺乏科学支撑。人人都能够发布和传输信息，但并不是人人都有专业知识，也不是人人都是通过调查研究获得知识，特别有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有意制造舆情、炒作话题，这就使得网络上的很多信息缺乏真实性，有速度无质量成为很多信息的通病。二是“坏消息综合症”作祟。［1］人性是不完美的，很多人存在负面信息获取倾向，也有很多新闻媒体将满足这种期望视为信息的“价值”。当出现舆情事件时，比如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差、领导干部出现丑闻、政府部门出现失职等，一些媒体就将揭露丑闻视为重要职责。但媒体的行为不是为解决问题提供真实信息，而是为揭露而揭露，为博得众人眼球选择性传递信息，甚至制造假新闻。

　　其次，在信息呈现方式方面。微信、微博、各种网站和媒体使得信息大量地呈现给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