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治理现代化中的协同／杜 威

　　就制度的价值理性而言，尽管国家治理在体制上首先表现为制度的工具理性，但国家治理从其本质、目标和结果上讲，离不开制度的价值理性。制度的价值理性体现为国家治理的价值合理性，对国家治理的目标和方向进行价值指引，使之不断朝着公平、正义、民主、人性、自由、伦理等方向发展。制度的价值理性对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集中体现在制度的人民性和制度的公共性的价值理想上。首先，制度的人民性对国家治理具有积极作用。就国家治理的制度实践本质而言，它是党领导人民对国家进行的政治统治与管理，这表明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是人民，体现了人民在国家治理制度实践中的主体性地位；就国家治理的制度实践目标而言，它重点关注的是如何保障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就国家治理的制度实践结果而言，它力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人民利益。制度的人民性展示和维护了国家治理的主体性与合法性。其次，制度的公共性对国家治理具有积极作用。制度的公共理性精神诠释了国家治理的能力，呈现了国家公共治理的精神。制度通过阐发和昭示公共理性精神达成其公共性，进而推动和引导国家治理。制度的公共理性强调公共、公正的理念，倡导人民在制度实践中与党和国家进行合作，找到促进制度正义和在利益上协商双赢共治的价值尺度，体现国家治理的制度实践在公共价值上的平衡，形塑权力的合法性与利益的协调性，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国家治理格局。

　　（二）制度的理性对国家治理的消极影响

　　制度的理性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国家治理产生消极影响，这种消极影响主要源自制度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制度实践中的断裂和冲突。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在制度创立阶段，制度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自身就难以避免断裂和冲突。这是因为，制度创立反映了具有理性精神和认识能力的人对国家治理实际状况和制度现状进行的全面审视，而人们基于对制度的不同理性认识与设计，使制度在创立之初就存在着在理性层面上不一致的可能性。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西方文明的全部成就和矛盾都应当归因于制度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制度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注定要产生矛盾、对立和冲突。在创立官僚制时，也没能弥合和化解制度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间的断裂和冲突，进而提出“价值中立”的权宜之策。在制度运行阶段，制度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两者的断裂和冲突。从人类社会史追溯，制度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实践中的发展往往是不平衡的、畸轻畸重的，马克斯•霍克海默甚至将启蒙历史视为是工具理性高歌猛进、价值理性黯然失色的历史。制度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发展的不平衡已经间接影响国家治理功能的有效发挥。在制度评价阶段，人们要依据其理性认知能力对制度性质进行宏观把握、对制度内容进行合理性与合法性审思、对制度效果进行优劣的主观评判，“制度评价的关键问题是评价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