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疫情防控逻辑、困境与优化路径／何 涛

　　二、农村基层疫情防控的现实困境

　　（一）不合理的集体行动

　　在面对疫情时，农村地区的各个行政村的绝大多数村民更容易产生集体行动，形成一个利益群体，为维护集体利益而一致行动。集体行动有正向行动也有负向行动，不合理的集体行动反而会产生不良的后果。2003年，抗击非典时，河北廊坊群众为了不让北京车辆进入，在路上挖出巨大深坑。17年后的今天，为抗击新冠肺炎，农村地区多数行政村都采取了“封村封路”的措施。防控疫情采取隔离方法的初衷没有错，可以杜绝与外来人员接触，防止疫情蔓延。但是，部分农村也出现了过激的“封村封路”行为，采取挖断道路路基、堆设泥土等障碍物的方法阻拦车辆进出。一旦有紧急情况或村内发现感染人员，应急设备车辆（救护车、消防车等）也无法进入。这种方式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不仅隔断了救治患者的生命通道、运送物资的运输通道，更割断了共克疫情、互帮互助的仁爱之心。

　　（二）不科学的行为习惯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受地理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不同区域的农村居民生活习惯差异明显。农村地区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不健全，卫生健康教育普及率不高，传统观念固化等因素造成了农村地区卫生防控意识相对淡薄，卫生陋习较多。其一，根据相关医学专家分析，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途径多是通过呼吸道飞沫在空气中传播，应加强个人防护及时佩戴口罩，利人利己。但农村的老一辈人，自我防护意识薄弱，对病毒的危害认识不够，拒绝佩戴口罩，甚至在网上形成了一股“劝爸妈戴口罩”的热潮。其二聚集性疫情频发。聚集性疫情是由于聚集性活动而产生的病毒传染活动，是当前疫情传播的重要渠道，加剧了群体性交叉感染的概率。在农村地区，由于传统的宗族思想根深蒂固，总有少数村民铤而走险，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依然走亲访友，进行小规模的聚集娱乐活动，致使农村聚集性疫情频发。

　　（三）不作为的党政干部

　　乡镇政府直接面对着乡村社会，基层良好治理离不开乡镇政府有效治理执行。在我国科层制结构的政府体系中，乡镇政府处在最底部，是落实各项法规、条例、政策等的重要执行主体。乡镇政府执行力尤其是政策执行力，关系整个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乡镇政府应主动对乡村社会的需求进行回应，并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突发性公共事件，更容易暴露出无德无能的隐性腐败，也更容易检验出公职人员的素质和能力。少数农村地区仍然出现不负责任的党政领导干部，面对农村疫情防控工作，不尽职、不尽责。

　　（四）不充足的医疗物资

　　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是对公共卫生服务需求的短期膨胀性增加，自2003年非典之后，就引发了大众对公共卫生资源可供性与医疗资源的可及性矛盾的探讨。农村地区作为疫情防控的重要战场，防控工作不比城市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简单，尤其当下农村疫情防控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