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水环境政策执行受阻的博弈分析——以黄河流域水污染防治为例／雷超男 廖晓明

　　由黄河流域治理实践来看，对于跨区域水环境治理项目，应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中央政府不能将有形之手伸得太长，只须负责统筹协调，而要给予地方政府科学合理的管理和调控权。中央政府通过有关环境政策来协调各地方政府间的关系，同时地方政府扮演上传下达的角色，按照要求执行中央政府的指示和有关精神，同时向中央政府反馈执行成果。

　　但有些学者认为，河长制很难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并且太过依赖人治，可能出现人走政息现象，因此，需要严谨地评估其治理效应，尤其需要发现地方自主推行河长制过程中的不足，从中得到政策启示，进而为打破跨界水环境治理低效藩篱提供新思路。

　　（二）改变以单一行政区域为治理主体的政府治理价值导向，创新观念，强化区域认同

　　对于复杂的跨界水环境问题，并不能仅依靠一个主体独立解决，这就要求改变单一行政区为治理主体的治理价值导向，创新观念，强化合作意识，确立区域公共管理的新思维。区域公共管理是进行现代化治理的活动过程，对于跨界水环境协同治理有着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首先，区域公共管理是解决跨区域问题的一种手段，以公共性为价值导向。区域环境协同治理以跨界水环境治理为例，其实质在于追求优良的区域公共资源，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其次，区域公共管理拓展了多元化治理主体的范围。社会组织在区域治理上不断发展壮大，私营部门等主体也积极参与进来，努力形成多方治理主体对话机制，打造网络化的治理结构和体制，推动解决区域环境问题的进程。

　　然而我国目前的行政方式饱含行政色彩，忽略多元性，政府管理往往看重能级的权力，遵从由此产生的森严壁垒，地方行政机关必须遵循和服从中央主导的博弈条框，没有谈判和自由博弈的权利。跨界水环境治理就是这种体制下的产物。因此，要有效解决跨界水环境政策执行阻滞问题，必须先树立合作共赢、区域认同的观念。

　　（三）构建体制化、标准化的多层系区域协同组织

　　为有效解决现有行政区划和跨界水环境污染区域治理等矛盾，必须建立中央、地方政府和第三方中介组织等多层面的网络组织结构，并健全相关配套制度，构建体制化、规范化的多层系区域协同组织。

　　一要构建体制化区域协同中介组织。组织间网络内政策的执行，不会仅发生于孑立的一个组织里，而是生活在相互交融依托的完整体系中，极力发展和重新设计体系内网络，往往益于政策执行。［1］在跨界水环境治理问题中，尽管中央是促进区域公共管理的中流砥柱，但区域协同发展的参与主体毕竟是各个地方政府，为激发其做出有效行动的积极性，帮助其走出公地悲剧和囚徒困境，中央应构建制度化中介组织，打造“群言堂”，这是区域政府协同行动的基本保障。促进地方政府间协同合作，扫除行政壁垒，需要打破行政区域的局限，进行良好的信息沟通，构建多边或双边协商机制，促进跨区域内部要素的流动，以对跨界水环境污染问题形成基本共识为基础，统一制订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