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理论反思与领导决策风险应对／腾延娟

　　（四）对风险信息的引导

　　风险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造成的普遍恐慌都需要依靠及时、有效的风险信息发布来化解。风险信息发布的不通畅或者不恰当可能会造成风险放大，引发极端事件的发生。描绘和辩论风险的社会过程会释放一个强有力的信号：风险可能会比预先设想得更加严重、更加不公平、更加难以处理。这些信号反过来又会给规划中的设施带来更多的关注，这种警告和争议的过程会促成风险的次级效应（又被称之为风险涟漪）的出现，它包括社区内的冲突、社区和设施的污名化、可能外迁的居民以及财产价值的贬损。风险社会放大和风险涟漪最终导致事件的升级而爆发社会突发事件。

　　风险引发的恐惧会加大社会成本，形成社会不安定因素，其解决之道还在于政府、企业和群众的沟通以及风险信息的公开透明。政府必须以强有力手段监管风险信息的公开、公布，培养政府在风险信息中的公信力，树立政府的权威。同时，领导干部应在风险决策中利用其权威性地位强化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风险行政最根本的基础是信任，信任危机不仅带来恐惧的扩大化和行政成本的增量化，更重要的是，动摇了执政根本；相反，有效的风险应对会巩固和扩大执政基础。如何有效地应对风险，其重要的一个环节就在于风险信息的有效引导和对民众恐惧的适度疏导。

　　风险无处不在并非一句煽情的广告词，已经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存在。虽然由此断言中国已经进入风险社会为时尚早，然而，风险社会理论毕竟为认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困境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视角。只有积极应对风险对领导决策提出的挑战，提高政府风险监管能力，树立政府在风险应对中的权威，才能有效降低和化解风险给社会带来的冲突和矛盾。

　　参考文献：

　　［1］童星，曹海林.2007—2010年国内风险社会研究述评［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8-13，40.

　　［2］童星，张海波，等.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及识别：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21.

　　［3］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5．

 

　　责任编辑 于小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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